【讲台三味】文革期间的宿松教育 石普水
【讲台三味】文革期间的宿松教育石普水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正是求学的黄金时期，却遇上文化大革命。年少轻狂的我们曾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却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曾颇为自豪感地在作文里写着“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里”，然而几十年后回首望去，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如今身在何处？干什么事情？人生又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些问号常常让人浮想联翩，也感慨万千。稍稍有些年纪的人大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那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今，我还能背诵通知的那段经典——“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宿松县教育志》记载，1966年6月1日，宿松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县教育局和宿松中学，发动师生搞文化大革命——这是宿松教育系统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从此学校“停课闹革命”。这年7月1日～10月22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工在县城集中学习，开展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活动，一些“有问题”的教师受到无情打击，甚至残酷斗争。10月，部分教师和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学校纷纷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就是造反组织。11月，红卫兵开始到各地大串连。12月，学校造反组织向学校“当权派”校长夺权，校长“靠边站”，由所在社队安排管理。造反派此后在学校为所欲为，学校因此一盘散沙。我在《宿松县教育志》上，查看到了县教育局转发《教育部1966年秋季小学语文删去不教的篇目表》的通知，其中有涉及我们当年五年级上学期教材里面的内容：《神医华佗》被删，理由是“易作错误理解”；《李家沟小学校史》被删，理由是“材料来源有问题”；《我跟父亲当红军》被删，理由也是“材料来源有问题”；《游击队歌》被删，原因是“作者有问题”。这份通知还说，“你们在这些篇目以外，认为有不适宜的课文，也可以删去不教。对属于删去的课文，如果已经教学，应向学生纠正，讲清楚课文的错误和问题。”没有课本或说课本里的内容不够将学什么呢？该通知对此也说得清楚明白：“应该大学毛主席著作，初小可以分年级的不同情况选学《毛主席语录》，高小除了学语录外，还要学习‘老三篇’及选学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文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封建主义的牛鬼蛇神”，这是记忆中我们作文里常有的时髦话。我当时尽管也这样慷慨激昂地写着作文，却恰恰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久也扫荡了我幸福的学习生活。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学生昔日敬畏无比的老师赶出校门，“大串连”如火如荼，“大抄家”肆行无忌。不用上课，学生就开展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到下面的村小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扛着红旗，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到横路小学去，在结着厚冰的富家湖面上行走，用旗杆戳穿坚冰，看见水中的鱼儿，天真的我们欢呼着，跑着，闹着，万分惬意。这种情况，当时美其名曰“斗、批、改”。其实，城里的学生应该叫“斗、批、走”，“走”，就是外出去串联；农村学生应该叫“斗、批、散”，“散”，就是散回家去搞生产。我就是这其中“散”的一个。但我生性好静，喜欢读书不喜欢打闹，成天那样闹哄哄的玩我不适应，日子长了，甚至讨厌那样的生活。于是我在同学们还在学校兴致勃勃地“斗私批修”时，就悄悄地“退伍”了。那一年我12岁，那正是人生读书的黄金时期，我却告别读了四年半书的中心小学回到家乡石屋，子承父业，当上了一个小农民。或许是因为年龄小吧，当时竟没有任何的失落感，没有任何的哀怨，根本不懂得这将有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自己的一生。直到1971年，我才又走进初中读起了初二。尽管那时已没有学籍，但也不用考试——这些都是后话。1967年4月4日，宿松县召开复课闹革命会议，宿松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暴动兵团”、“浴血奋战”两大造反组织，两派互相攻击，并渐渐由“文攻”发展到“武卫”。全县的红卫兵也分别加入到宿松两大造反组织“联总”和“红造会”，并且公开抢夺县人武部的枪支开展武斗，还美其名曰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快，他们还发展到抢公社武装部、大队民兵连长的枪。当时担任佐坝公社武装部的罗部长曾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几个红卫兵来他家抢他的枪。他们分别堵住前后门喊他的名字，眼见插翅难逃，罗部长急中生智，悄悄打开南边小门——那里是一堵拆了瓦的院墙，尽管有两米多高，但他来不及多想，纵身一跃就翻墙而去。事后他反复翻过多次都无法翻过，甚至搭个桌子都没法翻过去。他因此常想，我竟还有这样的潜能，这么高的墙竟然能一翻墙而过，人那，或许都是潜能无限吧，只有到了危险逃命的时候才会有所显现。后来在武斗中，宿松中学伤了三名学生，死了一名学生，他们也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学校也成了打砸抢的场所。宿松中学的课桌椅门窗和实验室器材设备全部被砸，图书馆也被砸，图书因是封、资、修的“大毒草”都被烧毁，或者任人公开拿去。在我们佐坝几位当年宿松中学的学生家中有很多小说，都盖有宿松中学的图章。1968年7月，学校废除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取而代之的是学校“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不叫校长，而叫革命会主任，或者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城镇是由“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农村则是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还成立了由干部、学生、教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宿松中学1969年10月根据县革委会的指示，由县农机厂、印刷厂、电厂、酒厂四厂联合管理，并改名为宿松县五七中学，由四厂一校组成学校革委会，农机厂党支部书记芦金斗任革委会主任。农村学校的领导机构叫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简称“贫管会”，一般下设政工、教改、后勤三个组。学校革委会的职责不是抓教学，而是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学校为此到处贴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巨幅标语，写着林彪体书法“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之类的巨幅宣传。学生们每日早晚集合，面向毛主席像的牌坊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后来，又增加了跳“忠字舞”的内容。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老师是批判对象，常被群专队押着，站在毛主席像的牌位下面“请罪”。那个时期，各级学校纷纷成立工农兵讲师团，全县讲师团成员最多时达3436人。这些工农兵讲师团成员——后来人们常常戏称为的“黑脚管”们，一般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比如“庞然大物”的“庞”字，一般要念成“笼”字；“红军棒”的“棒”字，往往会念成“捧”字。在我们佐坝，有的讲师团成员解释毛主席的诗词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肯登攀”，为“我坐在这里不动，等你来攀”。甚至有大队书记在讲台说“我是大老粗，至于到底有几粗，我们妇女主任晓得。”这些洋相百出的例子至今还时常让人提起。那时批判“师道尊严”，学校由“踢开党委闹革命”，发展为“踢开教师搞教学”。学生上课可以睡觉，可以随便说话，老师提问学生也是坐着回答，学生还可以当面批评、甚至侮辱老师。佐坝有一次，有个老师上课，学生在下面吵闹，吵得不可开交了，那是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他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些爷爷，不吵行不？”下面竟有学生响亮地答道：“呃。”学生们在一阵开怀大笑后，还有人说“不行！”文革期间学生的学习内容也是很有讲究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有这么一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此精神的指引下，中学课本只有“五本书”，即毛泽东思想课、理化课、农业技术课、数学课和语文课，而语文大多是毛主席的文章，所以实际上是四本书。我县复兴中学甚至大刀阔斧，改成了“三段教学”，即：政、语学段，数、理学段和学工、学农学段，三段教学时间各占三分之一。1976年，县文教局教育工作总结对此则说得更加明白：“劳动锻炼，学校内外高中生不少于120天，初中生不少于100天。”围绕学工、学农、学军，各地学校不仅让学生走进工厂与农村，还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开辟相应的学习工厂与学农基地。像我所在的佐坝中学，在距学校五、六里远的一片荒山上，开辟了10多亩“学农基地”，学校旁边还有几亩水田也是“学农基地”。学生一般每星期至少都要按照班级去劳动一次，一般是一整上午或者一整一下午。每年兴修水利时节，师生们还要驮着红旗，挑着农具，浩浩荡荡去跟周边的社员群众一起挑土干活，回回都少不了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场面热闹非凡。这还不够，学校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十几里外的东观山去野营，去十几里外的小麦山挖草药。学校还开办了糊精厂，生产“龙湖”牌浆糊，行销到本县和周边的安庆、九江等地。1970年，学校改为春节招生，小学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当时，就连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都十分特别，像宿松中学就曾发出过这样一份录取通知书：
最高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录取通知书×××同学：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正当全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乘胜前进，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你被录取到宿松中学，将同该校革命师生一起闹教育革命，这是你政治生命中一件大事。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及其重要的任务。”今年招生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废除了封、资、修的科举考试制度，改变了过去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不能入学的现象。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们希望你进入学校以后，要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折不扣的执行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坚决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紧紧依靠贫下中农，为完成学校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最后，让我们再次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此后一直成为广大教师乃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也就在那一年，国家废除考试升学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制，由此产生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泛滥,造成了教育领域为了推荐走后门等招生腐败现象普遍，给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各项事业人才匮乏埋下了祸根。在此背景下，1972年6月23日，佐坝区召开学科领域斗、批、改座谈会，佐坝公社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狠抓教育革命》的发言，确立了教育要党委亲自挂帅出征，贫管组织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贫下中农上讲台的三条措施。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中的文化考试，学生开始发奋读书，一直以来“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也开始被质疑。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因为出现了革命“小闯将”黄帅和“白卷英雄”张铁生这样的“英雄典型”，特别是张铁生，白卷照样上大学，给刚刚开始走向回归的我国教育以当头一棒。我县各中小学也因此迅速掀起了“打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出现了学校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文革期间的宿松教育，乱象丛生。那是“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许多事情的发生不可思议也就理所当然。当时的口号是“学生上学不出大队，初中不出公社，高中不出区，大学不出县。”至1976年，宿松全县初中因此也由原来的6所增加到71所，高中15所，在校学生共22310人。在那样的口号下，1970年3月，宿松创办五七大学，校址在县城西郊杨泗庙，共有瓦房21间，草房4间。学校实行的是无固定学制、无统一教材、无教学计划、无严格招生和学校管理的“四无”制度。学生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16岁。学历最高的是大学，最低的是小学。学制最长的师训班、农机班、卫生专业班为两年，最短的血防、会计、水利班为三个月。这真可以叫“大学，大学，真是可以大家都来学了。”该校1979年停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宿松教育上的荒唐也正式结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宿松教育也开始逐步步入正轨。（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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