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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代序
李克强 理南是一位用心工作的人。他当教师时，自费编印赠阅《习作点评》。这对中小学生来说，是件有启迪、有鼓励作用的工作。社会反响很大。 他调到县志办工作，创编《县情研讨》，多方搜集，深入发掘乡土文化资源，如对黄梅戏发祥地的问题，关于古雷池的归属问题，费力不少，收效很大，旨在为松兹大地增光生色，提高其知名度。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想做出一些亮点，这对一些因循守旧之辈，无疑是一种冲击。说也不奇怪，是猴子，都得要在地面上爬行，一旦有猴子站起来行走，群猴非要把它弄死不可。他偏偏要站立而行，于是骂声四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群必毁之，势所必然，理所固有也。 他编撰《理南文论》，言人所不愿言之事，无异是在大海上故意触礁，是在地上故意踏地雷，这是何等气概。他不卑俗，颇有点儿所谓国士心肠。有人目之为“怪”。誉之者有之，毁之者亦有之，他非蝇营狗苟之辈。 他为人好讲实话。中国一些人德性很坏，好为尊者讳，为权者讳。他偏偏不为之讳。因此遭受忌恨。由于近代历史原因，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其结果是“假作真来真亦假”。这是历史的悲哀！ 他对于新编县志提过不少意见，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宿松老乡，对于新县志，亦颇有微词。作为当事人，应该重视，组织人力，进行匡谬正俗，纠偏补漏。应该对历史负责任，千万不可讳疾忌医。修志是件浩大的文化工程，关乎后代，非认真不可，不是某些人面子不面子的事。欧阳修是古代大家，与宋祁修《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他说自己不怕今人怕后生。一部《康熙字典》由康熙帝主持修纂，并写了序言。书成后，学者王引之指出了许多谬误。既要尊重皇帝、大臣的面子，又要尊重事实，后来把纠谬资料，附录于书后算是圆满收场。人啊，要深思！ 关于志书的事，我还是有话要说的。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明确讲到史学评论标准的是唐代刘知几。他在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时，认为史家须有“三长”，因而史才难得。他把史学工作分为三个等第：第一等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等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等则是只能做到：“才高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 宋人吴镇在他所撰的《<新唐书>纠谬》这本考异之书的《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是一本好史书。 我在这里引出这些话，旨在说明修志是不易之事，怎么批评不得？ 关于历史：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鲁迅说，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胡适晚年自己说过，人家认为我很有学问，其实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历史像个女孩子一样，你爱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是的，同一件事，哲学、政治观点不同，史家眼界高低，说出来就不一样了。何况文过饰非是人性的弱点，隐恶扬善是卫道者的伎俩。许多开明“君主”叫史家直书，真直书了，心里又不痛快。大臣迎合主子的意图，明里暗里造谣说谎，故我国过去，既有正史，又有野史，只有政权真正成为公器的时代，掌权者成为公仆，真正的史书才能出现，我拭目以待！ 写到此处，文章应该结尾。宿松人把我叫“迂子”。是的，迂子自然说迂话、胡话。迂子在姑妄言之，希望大家姑妄听之，不要过分认真，认起真来，会来割我的舌头的。胡说一通，算是作个序。大方之家勿哂，幸甚！幸甚！ 2008年12月7日于俗人居
编者注：本文原为《宿松古今纵览》首辑《序三》的一部分。收录进本书作为《代序》时，笔者为它加了个题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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