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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虎威尽，细雨悲泪长
-------悼念您，杨明礼老师！
惊闻杨老师走了，内心不能平静。
杨老师和我同村，今年七十有四，在家排行老二，按辈分应该叫他二哥，是我们初中时候的校长，是我初三的数学老师。
我们的初中已经是35年前、1982年的初中了。
那时候，老师大部分是民办老师，每月5块钱的补贴，每天记10个工分，学校有一群学生，家里有十几亩地，算是半教半农的老师。
学校在周围几个村子距离差不多的辽地里，一群学生整齐站队的时候，远远看去像一片高粱地。
也许杨老师那时候正值盛年，声如洪钟，时不时的还拿粉笔“帮帮”的敲着黑板，要么是提醒重点，要么是提醒上课走神的学生。
数学公式多，一个例题的演示能够写大半个黑板，把公式揉进例题。一会指点公式，一会儿代入例题，一会走到讲台这头，一会儿走到讲台那头，有时候，站在黑板的左下角，右手伸向黑板的右上角，指点着某个知识点，整个造型就像黑板的对角线。一堂课下来，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
晚自习是两节，科目划分模糊，大部分都是自习、做作业。偶尔讲课，或分析卷子。
有一天晚上，语文老师占用了第一节晚自习，下课的时候拖堂时间太久，等第二节该上课了还没有把问题讲完。其实，课间的时候大家都注意教数学的杨老师在教室外晃动。第二节上课铃响过几分钟后，有同学注意到杨老师在门口又踱步几个来回，闯进教室的时候有忍无可忍的架势，似乎记得还和语文老师抬两句，两个在课下相交甚好的同事，在教学时间上的斤斤计较，在灌输知识上的迫切，如果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学生的求知欲望，我选不出一个恰当的能够与此比肩的词，来形容老师施教的拳拳迫切之心。
那时候的老师做得真是辛苦。学校是半开放的，初中的学生又淘气，住校的学生安全最让老师费心。豌豆熟的时候，有学生晚自习后去地里摘豌豆角。附近村里有戏的时候，晚自习后还有结伴去看戏的。偷豌豆角的大多是男生，看夜戏的大多是女生。早操的时候，劝诫无果，进而是惩戒。最严厉的惩戒是看戏的回来了，不是不怕熬夜吗？那就在操场上再站半个小时。偷豌豆角的男生，一个一个点名，一个不少的时候，不是精力充沛吗？顺着校园后面的土路，指定一个路标，跑个来回。当时，那么不理解老师，甚至惧怕、怨恨。懂事后回想起来，老师为了我们的其安全操碎了心。
杨老师把他那虎虎生威的壮年交给了我们这一群叛逆、淘气的孩子。
学校门前有一大片地，按辈分问杨老师叫哥，嫂子是熟识的，经常看到嫂子的身影出现的田里。有时候放学后，杨老师也会去帮忙干干比如拉架子车、犁地的重活。
尽管土地毗邻学校，杨老师把精力和心血都化在学校这片土地上了。
那时候作为民办教师真的不容易。每月区区几元的补贴，学校没日没明的工作，庄稼肯定没有其他人家种的好，家里也未必比其他人家好过。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教学热情。
回想起来心头常常浮出一个类比：那时候的庄稼地没有除草剂、没有机械化，全拼着勤勤恳恳的双手侍弄出来的。我们那时候，老师没有课外补习班，没有小灶，不没有丝毫私心，拼着一腔热情像农人侍弄庄稼一样，用心血栽培着我们。
初三毕业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心有愧疚。
我们的初中地处偏僻的乡下，那时候在公社也有一所初中，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多些，教学质量相对好点。初三毕业的暑假，我和班里的两三个学习相对好点的同学，因为都没有考上县里的一中，打算复读再考，这时候，公社的初中刚好招收暑假补习班，说是补习班，等开学也就顺接着在公社的初中上了。留在乡下的初中，继续是老师的学生，转学公社初中，那就成为移栽到别人地里的果树了。去补习班一周了，心里一直忐忑，不知道怎么给老师交代，像是一个背叛家长的孩子。第一个周末，父亲带我去了老师家，我嗫嚅着叫“杨老师”，其实老师早就知道了，老师那晚豁达不起来，没有课堂上洪亮的嗓音，我知道我愧对老师，有些不仁义。
虽然一个村庄的，我一直习惯叫杨老师，直至后来参加工作回去，才才慢慢家常，叫二哥，但是，老师一直是一个高于邻里辈分、充满敬重的称呼。
岁月毕竟不饶人，当年虎虎生威的老师进入古稀，前几年得了脑血栓，乡里的医疗条件有限，缺乏仪器，医生凭经验判断为脑出血，实施了反向的治疗方案，更是加重了病情。
两年前回去看他，虽然后来在县医院及时纠正，还是落下来后遗症，行动迟缓，言语不清。
看到病中的老师，内心有些苦涩。
正月二十三，老师竟然油尽灯枯，走了。
阳春本该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印象里虎虎生威了杨老师走了，窗外细雨哀叹，内心追忆悠长，走回时光的来路，摩挲着三十年前我沉淀在生命里的记忆，落笔成文，纪念我的老师。
阳春虎威尽，细雨悲泪长，杨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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