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人过遭辞退

何仁

    《说苑·臣术》里记载，高缭在晏子手下做官3年，一向谨慎，不言人过。有一天，晏子突然把他辞退了。身边的人问其故，晏子说：“高缭在我身边3年，却从来不说我的过错，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人常说识人，其实更难的是认识自己。晏子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希望部下多给自己提意见；而高缭不言人过，所以晏子才辞退了他。

    晏子真是个明白人。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现实中常见这样的人，他们只爱听恭维话，喜欢别人向自己脸上贴金。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许多领导者自以为是，被“捧杀”于无形者甚众！一旦犯了罪，沦为阶下囚，人们均痛心于监督监管不到位。但“当局者迷”呀。试想，你“一朝权在握”，下级敢斗胆监督你？同级便于监督你？上级监督能及时到位？曾有一名沦为阶下囚的领导干部就这样说过，自己在单位是党政一把手，下面的人都是他的部属，即使有人感觉到了，有想法、有看法，也不敢说或者说不出口。最终，他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试想：如果这位领导干部有晏子的胸怀，开门纳谏，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所以，对于党员干部来讲，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不是“挑刺”，而是在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工作失职路上设的一道“防火墙”，能让某些走向错误深渊的干部悬崖勒马。

    记得在中学时我们学过一篇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身长八尺的邹忌想跟城北徐公比美，于是分别问自己的妻子、小妾和外来的客人：“我同城北徐公比，谁漂亮?” 他的妻子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客人说：“徐公不如您漂亮。” 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徐公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觉得自己远远不如徐公漂亮。晚上躺着想这件事，终于悟出：：“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邹忌推己及人，想到了国之大事，以此来劝说齐威王纳谏，说：“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很深啦！”幸好齐威王是个明白人（不客气地说比今天某些当官的性格要好一些），马上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书面劝谏我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受下等奖赏。”一时间，许多大臣都纷纷进谏，让齐威王接收了许多好的治国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这个国家也逐渐强大起来，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见齐王。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战胜别国。

    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故事更是流传广泛，他首先是倡导直谏。十分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即位之初即从思想上打消群臣的顾虑，显示自己闻言听谏的诚心诚意，还大力奖赏敢于直谏的人，鼓励谏诤。贞观元年，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不同意这种判法，进谏说：依据现行法律，元律师不该被处死，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唐太宗听后，不仅不怒，反而将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了他。其次认识到兼听则明。从贞观初年始，他就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轮流在禁中的中书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每次召见时，唐太宗都赐坐交谈，详细询问外面的情况，力求掌握朝廷政策对百姓是利还是弊，了解政令的得失与教化的成败。

    第三坚持择善而从。贞观六年，唐太宗欲封禅泰山，魏徵屡次劝说太宗：百姓生活尚未十分殷实，仓廪尚虚，国力尚弱，此时祭告天地，以为帝王功业已就，十分不妥。唐太宗随即打消了封禅的念头。

    第四保证畅达言路。他要求大臣们要敢于说真话，可以驳回不适当的政令。各级各部门应分别担当的决策、封驳和执行作用的全面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言路的畅通和政令的恰当。他还将杰出的谏官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比如贞观时期的魏徵、王珪、褚遂良、马周等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而后被委以重任的。

    由此看来，今日的为官者，真应该学学我们祖先的广阔胸怀，要善于听进不同意见，不能把群众的意见当做耳旁风，更不能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手段，这样，于国、于单位、于家庭、于自己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王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