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篙撑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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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篙撑两岸

筑墩义渡，是宿松县湖区一段真实的历史。风吹浪打，岁月剥蚀，筑墩义渡的故事仍然鲜活而生动。虽然呈现给我的，有一湖烟雨的静黙，有孤帆晓雾的沧桑，但更多的是对厚重的松兹文化的敬意。

在古彭蠡泽的水乡泽国，跨越长江北岸的宿松洲区与丘陵，千百年来汪洋恣肆的水总在阻隔人的过往。筑墩渡早先是地主私人卖渡，时常出现过渡人受敲诈勒索，年轻单身女人遭欺凌的现象。私渡还经常超载，时常发生翻船、沉船淹死人的事故。筑墩渡的积弊引起清朝一批地方乡绅的注意，他们多次商议，决定以仁爱之心行慈善之举，革其弊，创义渡。“随到随渡、分文不取”。

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句承诺。从清朝康熙壬辰年（1712），乡绅石云程、孙佑仁捐款买下渡口，牵头创立“义渡”，到光绪壬辰年（1892）乡绅孙玉林、周辅臣等还清债务，增置田地，重振义渡，筑墩义渡的存续时间长达200年左右。其间世事变幻，义渡虽随之起起落落，但筑墩义渡之舟依然迎风逐浪，穿梭两岸，永无停歇。

宿松地域文史研究者郑英豪先生，从县志、家谱等有关资料中进行发掘、整理和考证发现，参与筑墩渡义举的古乡贤就达34人。

这是旧时宿松湖区长河上的一架彩虹，也是古老宿松大地上的一抹人文亮色。

义渡续捐者之一的石国泰堪称传承美德善行家风的典范。他除了捐钱给施舍穷人的粥厂，出钱修桥，还设义渡，买渡船，特别是临终时遗命长子石式金捐资筑墩义渡。石式金谨遵父命，捐钱三万文给筑墩义渡，还捐资建赤岗渡，建木桥长达十余虹。

从郑元遐首倡义渡开始，郑氏家族的仁心义举也是代代相传。郑元遐将只有四岁的儿子郑臣苹列入“八家”义渡贤者的名册，“父报子功”，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志愿。郑臣苹承继父志，把倡办义渡作为终身使命，嘱咐儿孙要倾尽全力办好义渡。道光十四年（1834），他的孙子郑振裴在义渡遭遇挫折之时，挺身而出，邀集乡贤，重整渡事，拯救了义渡危机。此后，郑振裴的房侄郑德三，以及郑德三嗣子郑汉汇也都承担过义渡的事务。

义渡的薪火就这样在这个家族传承。

津渡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宋代，我国就有星罗棋布的千年官渡，包括远离州县的买扑型（竞标制）渡口，以及偏远乡间的民间私渡。史料记载，义渡最早出现在宋代，北宋、南宋有两万多渡口，义渡只是极少数。义渡兴盛在清代，清乾隆时期，义渡达到顶峰。宿松的筑墩义渡基本合上了历史的节拍。

但筑墩义渡存续时间如此漫长，在中华义渡历史上并不多见。除了乡贤的慈善福报之心的强大支撑，一定还有其他因素。郑英豪先生对筑墩义渡有比较全面的探源。我对其汇编的《义渡园里话义渡》以及相关史料进行梳理，找出了答案。

首创义渡的古乡贤，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固定的资金来源。筑墩义渡作为公益善举，吸引地方人士积极参与，募捐的方式除直接捐资，主要是捐助田地，用不会断源的租金维持了义渡。

史料记载，筑墩义渡的运营还有一个相对民主和相互监督的机制，义渡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资金筹措，人力分配，日常运转，古乡贤们在运营上有远见，有心智。

我读筑墩渡的史料，觉得古乡贤在管理上已经初步具备了产权意识。购置的渡船，兴建的码头，船夫住宿、休息的房舍建筑等，都是渡产。义渡管理者是当地社会地位较高，责任心较重，有担当，信誉度比较好的乡贤。义渡管理，渡产管理也是关键，乡贤的产权意识对此提供了保障。

古诗文中经常呈现津渡。南宋诗人释普岩的七言绝句《大义渡》，有“白浪洪波”“愁杀渡头人”等偈语。宋代词人唐艺孙这样描述千年渡口：“收帆渡口。认远岸夜篝，松炬如昼。还见沙痕雪涨水纹霜后。秦宫梦到无肠断，望明河、月斜疏柳。”但诗人的山水诗情，远不够乡贤的义渡情怀。

筑墩义渡还存有若干文物和遗迹，清朝时的地方知县张仁寿、席绍凯、廖大闻都给筑墩义渡写过碑记，知县蒋业谦还给义渡立过碑。

但筑墩义渡更多的已是如风似雾的文化记忆了。历代封建统治者重风俗教化，推崇儒家的仁政，还有释家道家的慈悲、因果思想，这是筑墩义渡的民间土壤。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文化高度，我们看筑墩义渡，作为水上公益慈善事业，它弘扬了“无私奉献，乐于助人，忍辱负重，诚实守信”的一种精神，这对后人的启迪和教化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长篙撑两岸，仁心万古存。松兹故土的烟雨古渡，在新时代会有更加动人的叙事文本。吴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