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轻商的社会管理本质由原

卡扎飞

重农轻商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管理主要方式，不管期间的朝代如何更替，也不管历朝历代出了多少明君贤相、哲人智士，连对孔孟儒学都有人挑战过，但好像没人怀疑过重农轻商的基本国策。甚至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直至改革开放之前，重农轻商依然是立国之本。当然这背后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正是在差别如此之大的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概念都被颠覆之后，重农轻商的思维还在延续，这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兴趣。
首先，重农轻商国策的生命力如此之强，很可能说明这就是恒古不变的真理，或是像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一样是无需疑问的常识。表面看重农轻商毋庸置疑，毕竟民以食为天，农业当然是国之根本，但重农轻商作为一个经济方面的国策对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又有多大帮助呢？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也好，“贞观之治”也罢，多次出现粮食富足、五谷丰登的大好局面。但中国经济总体和西方的差距又如何呢！而且西方欧美文明的进步，包括东方的日韩，甚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发展，都说明了商业在经济腾飞中的作用。这一切都说明重农轻商根本不是什么真理或常识，而且此国策最激起笔者好奇之处在于为什么是重农“轻”商？而不是重农“重”商？
重农与重商矛盾吗？根本不矛盾。封建王朝时代，劳动力可能不足，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如果做生意的人多了，可能种地的人就少了。但基本的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商人存在的基本前提是全社会已经有了多余的粮食，局部地区的缺乏才有了交换的必要。或者是大家都有多余的粮食，而交换对象是其它物品。而且粮食产量主要靠天时变化，人力因素很为次要，在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发的古代中国，商人反而是粮食流通的最好帮手，是减灾防灾的重要保障。既然不矛盾，而且重农与重商相得益彰，那为什么一定要“轻”商呢？
我们必须先从商业的本质入手，很多人都认为商业的本质就是商品交换，是人类第三次社会化大分工的产物，但其实这还是表象。中国古代社会分工的主要职业有士、农、工、商四类，具体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这四类中对智力水平要求最高的当然是其中的一、四两类，即读书的和经商的。读书人要经过科举的筛选和竞争，所以智力的要求含量高。经商因为牵扯到成本控制，信息管理，仓储物流等等环节，所以商人同样属于高智商群体。相比之下，古代的种田与做工对体力与技巧要求多一些，对智力要求少。同样都是服务社会，而且是社会需要的高智力群体，为什么读书人备受推崇，而商人则被百般歧视呢？关键在于读书人属于统治体制内部，而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读书人当然一心科举，所以在选书、读书的开始已经被统治体制所同化、改造，最后对统治集团的威胁要小。不排除有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牛金星之类读书人在乱世一显身手，但他们往往都是在已经天下大乱之后才粉墨登场，而且努力在追求一种新秩序，使社会恢复稳定。像姚广孝之流主动找到朱棣把社会搞乱的例子少之又少。所以读书人整体可以说在统治体制之内，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商人集团大为不同，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晋商、徽商、浙商、潮商等多个商帮机会都在体制之外，尽管受到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歧视，但又由于利益诱惑和资本支持过着非常两面的生活。当然也有红顶商人仅靠权力，但他们也是因为逐利的原因，并不是真心拥戴朝廷或是为政权服务。而且商人集团更可能成为政权的最大威胁。由于中国古代连续的重农轻商国策，所以商人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形成势力，但在欧美的发展史上可截然不同。不管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的统一与美国的独立，这些对世界进程影响极大的历史事件主要都是由当时的商人集团推动促成的。
我们此文的目的不是探讨商人集体和当权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因为由于中国历史上商人集体极为弱势，所以政府对商业的歧视和抑制并不是因为争利的问题。中国历朝的当权者对商业的打击之根本原因是因为商业一旦兴盛会自然开启民智，民智一旦活跃会对统治阶级弱智的统治带来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宋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只从《四书五经》之中出题？为什么五四运动如此厌恶科举？都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民智的阉割。试想饲养员与管理者哪个角色既有安全感又容易做，所以只要有愚民的机会，任何统治阶层都不会错过。商业会开启民智，商人又游离于体制之外，那统治阶层必然尽全力用各种手段“轻”商，通过全民对商业活动的歧视而减少有识之士从商，商人少了，商业的利润必然更大，所以聪明的商人会欣然接受各种歧视而获得更大利益。为什么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商人多以同乡的商帮形式出现？同乡信任成本低是一方面，更重要是由于同乡更知道商业的利润有多大，而且彼此的歧视性也会更小。当大清官员听说山西人经常放弃科举而从商往往大惑不解，正是在“轻”商的大文化背景下，许多人不了解商业利润的真实写照。
通过对商业本质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重农轻商基本国策的社会管理本质，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次感慨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但当民营企业家步履艰难之时，我们不得不问是否重农轻商的逻辑思维又回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