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异地工”的区别

卡扎飞

近日读到一则新闻，大意是“农民工”这一称谓将被改为“异地务工人员”。而且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会议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汇报文件中已经正式启用“异地务工人员”的称谓。中国语言为要求简洁，相信如果改称谓真的流行，那“异地务工人员”大约也会被简化为“异地工”。同样人群的称谓从“农民工”到“异地工”的变迁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很多人会回答是为了消除歧视，是“农民工”受到歧视吗？回到“农民工”的称谓，其最后一个“工”字肯定属于中性，所以引发歧视的字眼是前缀——“农民”。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古是个农耕社会，任何人往上数3到5代在社会化大分工中都是农民，那我们为什么如此歧视农民呢？
笔者认为首先是由于中国社会管理中的鸡尾酒结构。中国的历朝历代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都没有实现过全社会真正的平等，所以社会结构永远呈现出鸡尾酒状态，即人被归属为不同的层级，但其中农民一直属于最底层，这也就是歧视的来源。但中国式歧视要比种族、种姓歧视来得隐蔽，因为其底层的农民属于有流动性的基层，不管是科举制、高考制，还是放弃土地的所有制都可以离开底层的农民基层。而且这些方式都宛如抽水机一样，不断把底层精英吸出，鸡尾酒的底层一定是稳稳地固化。而今天的“农民工”到“异地工”称谓地改变实际又是一种基层分化，如果说因此农民工而不再受歧视，那也只是农民中转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不再受歧视。
其次，有人也会对此质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曾有过短暂的社会地位高的时期，应如何解释？不错，在当时各种忆苦会的大背景之下，几代以上的老贫农确实受到过尊重。但当时这种尊重只有极少数做报告的人曾经获得，真正农民的整体社会地位没有发生变化，陈永贵只能属于绝无第二的个例。当时也有农民兄弟在各条战线被委以重任，但请注意这部分同志对外更多的是自称为“大老粗”，“大老粗”和农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大老粗”中的“大”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充分自信，而“老”又是一种特殊的资格和厚实的资本，而“粗”则是一种信念上的决定，态度上的坚硬，决策上的坚持和行动上的坚决。所以农民可以是“大老粗”的一种背景，但“大老粗”绝对属于凌驾于多个基层之上的暴力精英群体。
笔者此文的意义并不是能解决歧视农民的问题，而是要引起我们反思此社会现象，因为有关部门马上会义正言辞地澄清“农民工”改名为“异地务工人员”绝不是因为歧视“农民工”而是什么什么。其实歧视现象本身不可怕，古今中外的社会各种形态中都存在着各种歧视现象，真正可怕在于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歧视现象的存在，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歧视倾向。就在此同一新闻中还可以摘录到：“同时，打通异地务工人员晋升公务员的制度通道，2012年全省将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优秀异地务工人员、本地优秀工人农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乡镇企事业单位人员、本地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中招录共计3317名乡镇基层公务员。”请注意其中“打通异地务工人员晋升公务员的制度通道”一句话，从“异地工”到“公务员”是晋升吗？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异地工”和“公务员”都属于平等的职业，虽然职业之间的技能不同、标准有差异，但职业应无天然的高低贵贱之分吧？那何谈“晋升”呢？
笔者依稀记得三、四年前读到过一则新闻，大意是许多家长公开抗议自己子女和农民工子弟同校读书。当时新闻也只是普通描述此事，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公然赤裸裸地歧视呀！这和种族隔离在逻辑上有什么区别？不要以为歧视只发生在种族之间，此问题如不及早直视就会越来越影响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

大力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