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论》最初发表于1925年《语丝》周刊第35期,后来鲁迅将其收入散文诗集《野草》。《立论》不仅讽刺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的人生世相,更重要的是,作品对圆滑世故的中庸主义处世哲学及其赖以寄生的社会展开了无情的揭露与嘲弄。 80多年过去了，“许谎”进化为忽悠，得“好报”；而“说必然的”，因实话难听，仍然有人“遭打”。这不，我就亲历了如此境遇。宿松县2003年8月启动二轮志书的编修，当时，除了我是1999年6月来到县志办并专门赴复旦大学进修了之外，其它所有人都是县政府临时聘请过来的。从工作出发，我对聘请来的主事者们有过善意的建议，有过碍耳的诤言。因而，他们认为，这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于是，工作中，不时给我过不去。甚至发展到后来，干脆把我晾起来。他们采用“许谎”、“忽悠”、以至“蒙骗”等手法，或者官升多级，或者由乡进城，或者安排了子女就业，或者获得县委、政府表彰。对于这些，我不嫉不妒。我想，你们得“好报”也就“好报”去吧。然而，他们花了纳税人数百万元巨款，却弄出了个错误百出的志书，这却让我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我不由地编写起《〈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来。

这是一本专挑二轮志书主事者问题的书。

2003~2004年，县政府为了续修《宿松县志》（1978~2002），先后聘请了八人参与该项工作。今天，在这里，除了主编之外的七人都参与了《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的编写或审稿。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可能会问，你们这样做，太不应该。为什么在当时不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而偏偏要事后诸葛呢？朋友们的善心好意我理解并感谢。但朋友们的问题，我还是想让书中的陈述告诉答案。

这是一本摆事实说道理的书。

摆出事实，辑存文件，提出观点。白纸黑字，相信读者们会明断是非的。我不能说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但我敢于保证，我尊重事实，尊重道理。这里，我还强调一下，愿意听取批评、意见。我所摆出的事实，欢迎大家考究；我说的道理，愿走出书斋，任公众评说。

这是一本挑战强权的书。

曾几何时，县志办的那几个主事者，对任何有悖于他们的意见，均无一例外地大加挞伐。摔椅子，我们可以忍受；拍桌子，我们可以扭过头去；打人，我们可以不还手；骂人，我们一直不还口；甚至扣发稿酬，我们也只是忍气吞声，任其胡为。但他们漠视领导要求，作践纳税人劳动，拿工作用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以致让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这我们被逼舍一己私利于不顾，奋然挥笔，哪怕用鸡蛋碰石头，也要向公众揭示出事物的真相。

这是一本古今中外方志史上绝无仅有的书。

在2003年本办业务工作会议上，主编曾言：“我们要通力合作，认真地搞好本届志书编写。1990年版县志，出书后仅一年，县政协文史委就出了本《新编宿松县志考评》。当时，我就曾经是考评者之一。这次我们的县志，如果出版后，又有人考评，我们就都没面子了。”不曾想，这次的考评，是除了主编之外的所有当事者所为。而且，“考评”伴随着本届志书编修的全过程。

当然，这更是一本人文荟萃的书。

　　稍微有点“志”识的人都会知道，文学艺术是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本县历届志书，没有艺文篇的，本届志书也算一项破天荒的独创。然而，这种无视文化的独创，“创”得很是让人心伤。其实，本届志书设立《艺文精选》，是经工作会议决定了的，并且让我出面与《宿松周刊》、宿松电视台等单位联系公告、公示过。但后来，他们几个主事者，擅自撤了这章。这次，我跑上海，电北京，函合肥，进城乡，征集到乡贤、乡彦、乡友三十多人的近千余首（副、篇）诗、词、联、文。庆幸的是，在大家的关心下，我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但总算竭诚地补起了《艺文选粹编》。

这本书，如果说，它对本届县志有点亡羊补牢的作用，功劳是属于所有参与本书写稿和帮助审稿的人以及那些关心关注家乡历史文化工作的人。

编者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