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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医生（1） 石普水/文 公元2009年10月13日，农历八月二十五。与妻一道去合肥安医附院看医生。 清早下了一阵零星小雨，妻说不去，我却认为雨天人少好排队。当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火车上人果然真不多，一节车厢上只几个人，我一人坐着三个座位，自在逍遥。火车内干净极了，喇叭里播送着优美的抒情曲。我泡了一杯铁观音，轻吮一口，清香四溢，顿觉飘飘然。大脑很兴奋，思维也异常活跃。分不清是出差，还是旅游。 “医生”，汉代称“坐堂医”， 起源于张仲景。汉献帝建安中期，张仲景任长沙太守，当时长沙连年流行瘟疫，每年都死很多的人。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他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医学，为民治病。他公然打破官府戒律，坐在办公的大堂上为病人诊脉开方，做到办公、行医两不误，曾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坐堂医生"四个字。后人因为崇敬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便仿效他，把在中药店行医的中医称为"坐堂医生"，把中药店多称为"堂"。宋代尊称医生为大夫，沿袭秦汉以来的官名；南方人对医生的尊称为郎中，也是沿袭官名；当今社会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赞美为“白衣天使”，——奉上帝的差遣到人间来治病救人的天使。 医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理想的职业，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实用职业。“条牛担种，不如手艺在身”——医生能照顾到自己及家人，惠及亲朋好友。年轻时我很想当医生，买过不少医书，梦想自学“成才”。但我记忆力差，缺少博闻强记的天赋；太忙，无暇专心自学。不久便知难而退，那些医书也束之高阁。 农村长期以来一直缺医少药。毛泽东时代实现 “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民师”如同今天的“农民工”。“赤脚医生”是识字的农民通过医疗机构的短期培训回家背药箱，打针，发药。一间土砖房子里摆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几条凳子，外面用石灰水一刷，用红笔画上“十”字标志，一块小木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医疗室”——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医院。那时提倡“一根银针一把草”，一个药柜里几十种常用药品，尽管简陋，毕竟有“医院”。六十年代初，我从牛背上跌下来，手腕骨折，是一个50多岁的女农民给“治”好的。 我大儿子一直怕打针，说来倒有一段因果故事。一位退伍军人请公社干部们喝酒，书记在酒桌上对大队书记说“你们大队合作医疗要扩大。”于是这位农民便成了“赤脚医生”。偏偏我儿子病了，这位认识几个字又有力气的农民给他打针，打针讲究“两快一慢”，不知是进针过快还是力气过大，打针时儿子大声喊痛，后来好一阵子走路脚瘸。问一位医生，说是针刺伤了骨头。 ——这就是“赤脚医生”。 小儿子生疱，去白门楼看医生。“赤脚医生”随即拿出一小刀，吓得我一声大喊，医生笑骂我“护儿”。不然，他一刀下去挤出脓血便好了。这种技术如同农村兽医“阉割母猪”，脚踩住母猪头，不消毒，用刀割开肚皮，完事后抓把泥土按在伤口上——据说这是狱卒从华佗夫人手上抢下来的最早的外科手术！现在有人说中医不科学，从这一点看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坚信中医。电视上看过有豪杰受刀枪伤，口中咬紧一条毛巾，身子用绳子捆绑，用钳子取出子弹，把铁烧红烙烫伤口，一阵烟雾腾起，豪杰一声惨叫！儿子不是母猪，也不是英雄豪杰，虽不是今天的小皇帝，但是一个娇嫩的小娃娃，如何受得这种原始手术的痛苦？ 用瞎子算命先生说儿子们只是 “犯痛星”，而我的孙女差不多是“犯残疾”了。孙女两岁走路，妻发现她走路不同其他小孩，两腿一比似乎不一样长，到县城检查医生说是“髋关节脱位”。后来安医附院做手术，医生说是因为小孩出生时拍打屁股用力过大，或双手用力抖动两条小腿而致！我这才知道孙女的髋关节脱位”原来是接生婆的“功劳”。这位“医生”身高1.5米左右，体重则绝对不少于150斤，五短身材，富态极了。她是只读过初中的农民，因为丈夫是乡医院“院长”，她接替父亲的班，在医院工作。 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是中国农村医院的正规“医生”！ （2009.10.14）a2014.5.17（10.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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