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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在中国好像发展的最好，也最为普及。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把神秘主义归纳为四个特点：一是玄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心理学的形式表征；三是以讹传讹的通俗小故事；四是层出不穷，实为法师与巫师的各种大师。
玄学的理论基础是指神秘主义往往由一些玄而又玄的无从考证理论所支持，比如阴阳五行、天象风水之类，这类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你如果身处体系之中，你会发现其理论无比完善，相生相克，循环反复等等。但如果你站在体系之外，问问为什么，即为什么会分为五行？相生相克的依据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要背风聚水？等等，此时这些理论都无法回答这类问题。所以所有这些理论共同的特点是其本身是一个逻辑陷阱，类似于命相学中宣传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以玄学无法容忍怀疑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下如此排斥异端！因为异端对群众的启蒙会动摇教会的存在意义。由于中国文化中缺少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探索精神，所以神秘主义的各种理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
心理学的形式表征是指神秘主义很会营造各种气氛，通过外部形式来增加神秘感，所以神秘包装实际都是心理学的一些技巧。对此最典型的是对皇帝的各种礼仪包装，中国皇宫的深宅大院，皇帝绝不轻易出宫等等一系列措施表面看都是安全需要，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都是为了营造神秘色彩。俗话说：仆人眼中无伟人。任何人一旦经常在一起，不管其地位有多高，周围人马上对他的尊重感都会降低。所以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嘴里都喊着亲民，但都坚决和底层人民保持距离，不管是森严的等级，还是繁杂的礼仪，其核心目的都是营造神秘气氛。试想露头多了，群众会发现领导讲话也会颠三倒四，回答问题也会言不达意等等，那统治者的形象必然受损，神秘外衣一旦揭掉，群众自然会像陈胜一样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以讹传讹的通俗小故事是指神秘主义在普及时惯用的一种方式。围绕帝王的各种谶语、各种祥瑞实际都是以讹传讹、道听途说。最为典型的是《史记》中对陈胜和刘邦的记载，关于陈胜吴广起义，史记写到，晚上吴广在军营外化装狐仙喊：大楚兴，陈胜王。然后又在鱼肚子里塞写着陈胜王的布条等等。而写到刘邦就是挥剑斩白莽，然后有老婆婆哭说：赤帝子斩白帝子。还有一些紫气萦绕的故事等等。《史记》已经是一部很严肃的史学作品，而且完成时间离刘邦、陈胜时代也不久远，怎么故事的可信如此之差。根本原因还是陈胜起义失败了，刘邦当皇帝了。试想如果陈胜当了皇帝，那刘邦斩白莽的故事肯定就是假的，而狐仙和鱼肚子藏条的事肯定就成真的了。神秘主义在普及过程中类似的装神弄鬼的故事多得是，共同的特点都是无从考证，故事都是把几个万分之一发生的巧合罗列在一起，传的人再加点绘声绘色，或是自己直接现身说法，总之奇迹就产生了。
神秘主义最显著特点是盛产大师、法师或是巫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段时间总能出现各种纸糊的大师，捅破一个又出一个，好像是老百姓们不长记性，其实这正是神秘主义的特色。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得不到重视，但又发展得非常先进，其实所谓我们的各种算命、风水等等大师都是高超的心理学家，都是根据察言观色、模棱两可的手段猜着说，加之我们老百姓善良的愿望，所以在中国无论什么时代，江湖术士总能大行其道。记得当年读《顾准文集》时，曾读到顾先生认为上帝代表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种“真”，当时不理解，现在可以模糊地有些领悟。其实宗教都属于神秘主义，但信仰上帝可以一定限度的减少人化为神的现象。可能正是中国文化中充满神秘主义，但又缺少一个上帝式的纯粹的神，所以一些有意无意的，居心叵测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跳出来把自己包装成神的化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总搞造神运动的原因。
神秘主义的最大功效是把物的价值和人的能力模糊化，通过高深莫测制造信息不对称，通过信息不对称营造恐怖的气氛，再以一系列的貌似真实的小故事暗示确实有一种神秘力量或是能力能够化解群众心里的恐惧，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迎接大师出场，大师再通过指点迷津而自我神化，有了这些流程式的套路，普通百姓思想中的奴役就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皇帝也好，大师也罢，都是一种与制度无关的社会文化，制度怎么变，这么元素都将存在，只是换个名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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