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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到公安内部一些单位讲过课，课间有的民警问：咱们警察已经成为弱势群体了，您是不是下次多讲讲这方面。还记得一次参加心理辅导，发现身后的两名户籍女民警彼此倾诉着在岗位上受群众侮辱的案例，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很多警察埋在心底最深处的不是什么特权思想，而是曾经的屈辱和委屈，所以警察中自比为弱势群体的不在少数。
那社会中真正弱势群体的标准是什么呢？此种标准确实不好定，可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会变——没人愿意去争作弱势群体！但我们只有回忆一下每年招警的火爆场面，马上会奇怪，这么多群众脑子进了水，趋之若鹜地当弱势群体？
所以笔者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众多警察形成了弱势群体的思维定式？
理解此点，我们必须先要认真分析“弱势群体”一词中“势”字的含义。势是中文中极难解释的一个字，笔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即使对势理解最深的韩非子在《韩非子·难势》中也只是写到：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於自然，则无为言於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意思是：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变化无穷。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跟着韩非子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势”主要的意思是描述事物外在表现出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形势和趋势的组合。所以如果警察是弱势群体，应该符合两个标准：一是现在已经很“弱”；二是未来更加“弱”。
我们先从第二点入手，看看警察队伍的整体发展是否呈弱的趋势。准确讲，警察的社会职能确实处于转型期。近十年执法大环境巨变，公安队伍内部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民警普遍对此感到不适应，这主要来自巨大的心理落差。警察们普遍认为新的法律法规对工作束手束脚，而且社会民风越来越刁，总之工作难度不断加大。从心理学上讲，警察对公安职业的发展有三种指数。从警前，有一个期望值，对当前工作有一个评估值，对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预计值。三个指数一个比一个低。像一支下跌的股票，不断创新低，而且看不到谷底，当然更不可能反弹了。所以多数民警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当感到疑惑、不满甚至委屈时，其实这种感受只是从自身需要出发，但我们是否想过公安事业本身的发展呢？公安工作毕竟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方面，是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服务的价值实现体系。大企业公司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安机关的价值标准应是寻求公共利益最优化。如果公安机关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出现警察权极度膨胀，公民权得不到保障，而且权力膨胀的方向只能是设租、寻租，这其实也是从严治警的由来。
所以警察整体的职能转型，警察权弱化的趋势会给警察个体带来束缚感，但并不代表公安整个事业没有希望。记得孙志刚引发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治安形式曾一度恶化，深圳一万多民警的工作量增加了，三百万常驻人口被侵害率提高了，笔者也曾一时困惑。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是因为站在一个警察职业的视角上，根本没有考虑深圳另外八百万打工者的利益。诚然，打工者也不可能满意治安不好，但相信一次被收容遣送的恶梦远远超过几次被偷、被抢的恶果。被偷抢，打工者仇恨的是犯罪分子，但如果被遣送，他们能理解社会和政府吗？所以如果说公安是一个事业，那事业永远是追求公众利益最优化，而非一家一姓或一个职业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警察权确实呈现弱化的总趋势，但警察现状是否弱势呢？这好像更毫无疑问，一线民警在执法中遇到的打骂、纠缠、质疑等等困境足以证明此点。但我们往往忽视这种警察整体弱势的原因，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仅仅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更多的是由于不少警察自身素质造成的。在警察权强势的年代，警察们不自觉地习惯于借势，或是造势。一个执法过程应由执法资质、违法证据和法律法规三方面组成，警察身份仅是其中的执法资质，如果警察权强势，警察很可能仅凭身份就可以实现执法效果，所以很多警察容易忽视违法证据和法律法规这两个重要环节。比如在处置群体事件中，很多警察往往关注什么原则、政策之类，而不知道此行为到底违反了哪条哪款法律。同时在处置中总是等上级下决心，而不是去尽可能收集证据。所以经常出现领导下了决心，但事后要大量补充证据。再比如有了枪支管理规定，很多警察认为使用枪支畏手畏脚，但同时公安部还有紧急情况下使用枪支的十四种情况就几乎无人知晓。
所以警察作为公权力的执法主体不应该呈现出弱势，而弱势的现状只能说明一些警察自身素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是警察，所以你就要服从”这种身份执法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学会“你违反了那条法律，证据是什么，我是警察所以要代表国家做出处罚”这种执法逻辑。
综上所述，警察是否弱势群体可谓见仁见智，真正的弱势群体由于其无法改变现状如残疾、妇女儿童等等，会得到社会同情，但如果因为自身能力和素质的问题而把自己包装成弱势群体，只能引来更多的嘲笑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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