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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应用太广，包括“挣面子”，“丢面子”，“有面子”，“要面子”，“给面子”，“留面子”，“充面子”等等。我们讲的“面子”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整体符号，包括一个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是一个人自我定位和社会外界定位的综合产物。林语堂先生都对此著有专文，所以笔者此文想就中国面子文化中衍生出的陋习做些探讨。
首先，因为当我们把“面子”和自我联系得过于紧密时，很容易把自我排在工作前面。比如，由于我们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都越来越趋于开放，同事间围绕工作或一些社会问题展开的争论越来越多，这本身是一个好现象，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但如果我们不考虑游戏规则，盲目加入自我，害怕辩论输了“丢面子”，致使本来的拳击比赛改为打野架，争论变为争吵！本来是个同事间沟通的好机会，结果成了合作的大障碍。试想一下，当我们以旁观者身份参加到一个争论中，特别是到了后期，大家往往在辩论谁是对的，甚至各说各话，自说自话，根本不管对方在说什么，根本忘了辩论的主题是什么，最后只能演变为比谁嗓门高。因为我们此刻忘了重要的是什么是对的，而不是谁是对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被领导批评时，我们往往先不去反思自己正确与否，先感觉“没面子”，自尊心受伤害，然后总结出领导只是盯住我，总和我过不去。殊不知领导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关注谁在破坏制度，如何维护团体秩序，根本没有精力和个体较劲。
其次，“面子文化”中的虚荣心使我们热衷于打破制度。
中国文化中自古习惯于把打破制度作为“有面子”的重要标志之一。都要排队时，谁能不排队；都要走路进入某地，谁能坐车进；违法接受处罚时，谁能不被罚等等。所以中国制度中总有特例，而且每个人永远追求特例。因为特例所代表的身份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
为了更好的解释此现象，我们要从理解中国文化开始，中国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等级社会，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贯穿始终。加之我国古代法律都是以强化义务为主，（还真没听说哪项法律是保障权利的。）所以我们传统中一直认为能够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是至高无上的标志。今天我们公民社会还不是很成熟的大气候下，“面子”作为一种虚荣自然热衷于和特权结合。这也就形成了我们对特殊待遇的渴望和“面子”崇拜的文化。当然任何制度都难免特例，但理性制度的特例往往是针对老人、妇女儿童或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如果只是因为权力而获得特权，这毕竟禁不住推敲。对于此现象，我们说中国特色也好，文化糟粕也好，总之是存在的现实。所以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是，作为一名警察能否身体力行的少破坏一些制度！
记得笔者在派出所作所长时，有一次和辖区民警到某工厂拜访，当时门卫要登记，也不知辖区民警是觉得自己“丢面子”，还是怕我“没面子”，马上开始训斥门卫，意思是我经常来，你还不认识吗？这是我们所长不用登记之类。我马上劝他这种面子咱不要，服从人家管理。今天我们能因为自己是警察打破登记制度，明天他就能以保安身份打破厂规，最后厂里搞乱了，还是派出所来收拾。而且身为警察，是一个执法者，最应该身体力行的遵守法律和制度，当然警察也是社会一份子，也在各种社交网之内，确实做到毫无特例也很难。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别那没心安理得！比如开车出停车场时朝保安笑笑，过收费站时别拼命按喇叭！
再其次，“面子”文化另一个陋习是浪费资源。比如请吃饭时，请的人不关心吃的人爱吃什么，只关注排场，简化为一个字——贵！因为这是一种博弈，请客一方要寻求最佳优势，排场有了（花钱多），吃请一方满意最好，即使不满意，吃请一方依然“有面子”，因为够排场，同时请客一方依然留有“面子”，因为付出多；如果场面寒酸了，吃请方即使吃得开心，可能还会觉得被重视不够，要是吃得再不舒心，麻烦可就大了，请客反而招来了负作用。这现象正好解释为什么高档餐馆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是吃饭用的，是“给面子”，“有面子”等“面子”文化的衍生物。
综上所述，“面子”文化实际上就是社会当时流行的标准，而个人努力去迎合。但流行的社会标准并不全都正确，迎合不正确的部分便演变为陋习。究竟什么样的“面子”是陋习呢？笔者以为很好判定，只要我们扪心自问：这事能不能拿到互联网上？感觉不能的都数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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