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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某地出现有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起的新闻出现，我们都习惯地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然我们也会对其中的一些法律责任和事件细节甚至是已判决的判例做一些点评。结果还是要不批评法官方面，要不对事件当事人有疑义。但笔者以为此类事件好像是社会道德问题，其实真正折射出的是中国法制中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最终判断权，即法庭审判中，应由谁对案件的是非曲折做出最终判断。
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理解判断能力在人的综合素质中何其重要。所谓我们平时强调的决策能力、评价能力、分析能力等等最终实际都是一种判断能力。如果是纯理论研究，我们还可以罗列一大堆可能性，但如果从实践角度出发，只有最终判断才有意义，因为对于行动而言，只能选择一种方式采取行动，分析得在全面也只有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样道理，对于司法审判一定要给出最终判断，所以此时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尤其关键。判断能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能是个人主观行为，虽然有人也号称自己代表人民如何如何，但实际还是其个人意志表现。所以当判断力上升为一种另类的权力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人应该拥有判断权？ 为什么我们会对扶起跌倒老人而紧张？因为担心被老人或其家人诬告为肇事者。为什么会担心被诬告？因为我们对司法制度没有信心。为什么对司法制度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不理解凭什么法官就可以用他的判断力下结论。我们在上一篇中国法制尴尬中曾质疑过中国法官产生的机制，即使法官产生为我们所共识，我们依然担心法官的判断能力。所以对于司法中判断力的不信任才是中国目前很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判断力问题真的不能解决吗？也不是。判断力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判断力出自个人的主观意志，旁人无法预测。但美国的评审团制实际上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笔者很认同郎咸平先生对评审团制度的点评，郎先生认为评审团制度的本质是对判断能力的一种规范，即通过对评审团成员的选择而把全民的判断能力趋于平均化。美国法制中的评审团负责对嫌疑人罪与非罪做出判断，而具有专业素养的法官再对有罪的嫌疑人应受的惩罚做出判断。而对评审团的选择由辩护方和控诉方同时选择，所以尽可能使对案件有预先判断的人不被纳入评审团，以此保证其中立和公正。评审团制最科学之处不在于对现实案件判断是否准确，而是在对社会风气的一种导向性鼓励。我们还以老人跌倒事件为例，当没有任何旁证之下，扶起者与跌倒老人必然各持一词。此时的控诉方和辩护方都会去查找当事人双方有无说谎的历史记录，虽然说谎的历史记录不能决定此次事件谁是谁非，但历史记录对评审团的判断影响极大。换句话说如果有证据证明某人曾经说谎，那评审团何必再信任此人此次证言。顺便说为什么美国人很担心说谎，因为其说谎成本太高，一次说谎很可能影响其以后各种案件的审理。所以评审团的判断对此次案件的结论不一定公正，但对未来的社会风气导向一定有积极作用。再以老人跌倒案为例，如果控辩双方能证明有一方曾经说谎，案件审结自然明了。如果双方都没有说谎记录，评审团会考虑判谁败诉对社会风气有什么影响。如果判扶起老人者败诉，势必对社会风气打击极大，因为以后没人敢主动做好事了；如果判老人败诉，也有可能老人确实委屈本来是被对方撞倒，但至少撞人者没有及时逃逸，对社会风气也是促进作用。
我们不是说如果审理老人被撞倒的案件，老人一方一定要败诉，但至少在可以通过对双方既往品行的调查，审判结论对社会风气有一个促进作用。笔者对评审团制度的点评不一定准确，至少为我们解决社会公共判断力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总之在法制建设中，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判断力的重要，只是我们对法律理解的一种悲哀！中国法制总是排斥自由心证，但实际任何判断都是一种自由心证，证据在审理中固然重要，但谁又能决定这些证据完整与否？准确与否？充足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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