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松县志（1990年版）（卷三　人口）

卷三　人口
第一章　人口变动
第一节　人口发展
　　根据1979——1982年在本县柳溪的戴家嘴、隘口的野人湾和程岭的黄鳝嘴等地，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文物的证实。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是祖先开疆拓土和生聚繁衍的地方。
　　明代以前，宿松县人口无史可考。至明朝初年始有明文记载。
　　明：洪武十年(1377年)为41480人；二十四年为78844人；永乐十年(1412年)为90430人；宣德七年(1432年)为99644人；成化十八年(1482年)为98520人；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98715人。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为10270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391731人；嘉庆六年(1801年)为401128人；道光元年(1821年)为301521人；咸丰元年(1851年)为233150人；同治八年(1869年)为178682人；宣统三年(1911年)为305618人。
　　民国八年(1919年)为309814人；三十三年（1944年）为345229人，其间人口净增51415人。每年平均净增1318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发展较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锐减。1962年后，人口逐年增长，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生育高峰，1969年人口净增率达39.3‰。7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有力措施，育龄夫妇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得到控制。
　　几个代表年份人口情况表
第二节　人口密度
　　民国八年(1919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1人。1964年人口普查统计每平方公里为180人。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每平方公里为269人。城关镇密度为最大，每平方公里为909人；山区密度最小，朱湾乡每平方公里为149人；洲地汇口乡每平方公里为460人；沿湖地带的九姑乡每平方公里为523人。
　　全县各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如下(人／km2)：
第二章　户口变动
第一节　自然变动
　　户口在明代始有记载。洪武十年(1377年)全县为8322户，永乐十年(1412年)为8135户，宣德七年(1432年)为8911户，成化十八年(1482年)为7063户，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7720户，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为2130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干年份全县总户数如下
第二节　机械变动
　　1958年根据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本县户口委托乡代管，建立了出生、死亡、迁入，迁出4项基本户口管理制度。
　　1981～1985年全县户口机械变动情况表
第三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民族
　　宿松县人口，大部分属于汉族居民。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汉族居民64.7553万人(包括华阳河、九城两农场)，占总人口的99.95％；其他民族居民300人，占总人口的0.05％。
　　少数民族，按族别统计：回族269人，壮族、满族各8人，黎族6人，蒙古族、高山族、苗族各3人。分布地区：城关镇回族22人；复兴镇回族8人，高山族3人；坝头乡壮族3人；洲头乡回族9人；汇口乡回族11人；程营乡回族4人；碎石乡回族2人；长铺乡回族2人，蒙古族1人；乔木乡回族3人；高岭乡回族4人；新兴乡苗族3人，壮族2人，回族1人；梅墩乡回族3人；铜铃乡回族5人；河塌乡回族2人；柳溪乡回族1人；五里乡回族1人；雨岭乡满族1人；马塘乡满族1人；碎石乡满族1人；东洪乡满族2人；华阳河农场回族70人，黎族6人；九成畈农场回族121人，满族3人，壮族3人，蒙古族2人。
第二节　姓氏
　　宿松县现有姓氏：
第三节　性别
　　根据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记载，性别构成分为全县总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分年龄组性比例。
　　全县总人口性别比例
　　上表说明，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构成女性比例略有上升，男性比例略有下降，男性比例下降3.91％。全县男性18年增长52％，女性18年增长57.63％。
　　分年龄组性比例(女=100)
　　人口性比例。35岁以下比较正常，男性略多于女性；36～55岁人口性比例不正常，形成寡汉比例大，这批人是建国前出生的，由于重男轻女、溺弃女婴和轻视生育女婴的妇女所致。56岁以上人口，男少女多，这属自然现象，在老年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
第四节　年龄
　　县人口年龄历代无史料记载。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口的年龄构成如下表：
　　各年龄组人口构成表
第五节　文化
　　清末，全县只有进土22人，举人27人，贡生6人，官立高等小学堂毕业生54人(社会私设学馆毕业人数不详)。至解放前夕，全县受教育人口为6.2％。
　　1949年，全县有在校小学生3146人，1958年增至59347人。1964年全县有大学生615人，　占总人口0.157％；高中生3971人，占总人口1.014％；初中生15995人，占总人口4.084％；文盲半文盲284344人，占总人数72.627％。
　　1982年全县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17217人，占总人口的48.96％(其中大学964人，占总人口0.15％；高中19817人，占总人口3.06％；初中77521人，占总人口11.97％；小学218861人，占总人口33.78％)，文盲半文盲256345人，占总人口39.5％
　　(其中12周岁以上文盲半文盲209872人，包括男46677人，女163195人，占该段人口73.22％)。
第四章　人口控制
第一节　自然生育
　　民国时期，宿松县城乡人民普遍是早婚、早育、多生。一般男女在16～18岁都已婚嫁，最小婚龄只有13～14岁。由于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婴儿的死亡率高。一般妇女生孩子5～7个，最多达10个以上，一般能成活1～3个，有的全部夭亡。民谚云：“只见娘驮犊(怀孕)，不见伢走路”。高出生，高死亡，造成人口增长缓慢。民国八年至三十三年，净增人口35425人，平均每年净增1417人，平均增长率为4.56‰。
　　建国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幅度上升。虽在1957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因无具体的措施，人口生育仍然是无计划的、盲目的，这种状况一直到1972年。1949年至1972年净增人口140569人，平均每年净增5857人，平均增长率为15.43‰。
　　几个代表年份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第二节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自1972年全县普遍开展以来，人口增长基本得到了控制。从1972年至1978年的7年间，只净增人口88460人，净增率21.5‰。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因此，1979年至1985年7年间，净增人口46317人，年均净增率为10.16‰。全县已有2455对夫妻领取了《计划生育光荣证》，保证终生只生1个孩子。独生子女领证率占1孩夫妻的18.2％。进入8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全党上下一齐抓，形成了经常化，制度化，到1985年出生婴儿为8250人，一孩率达61.77％，二孩率为27.22％，多胎908人，多胎率已降到11.01％。全县已有45个无多胎村。
　　节育手术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目前我县实施的节育手术有：
　　宫内节育器：安放手术简便，避孕效果较为理想。1985年育龄妇女为88960人，安放宫内节育器的育龄妇女总数为37861人，占全县育龄妇女的48.64％。
　　输卵管结扎是一项长期的有效的节育措施。本县采用“输卵管近端包埋”、“双折切断结扎”、“伞端切除”、“银夹法”等4种结扎术。
　　输精管结扎痛苦小，恢复较快，手术简便，受术者无需住院。
　　人工引、流产主要是对计划外怀孕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手术较为复杂。
　　以上节育手术实绩见表：
　　控制人口增长，应以避孕为主。1956年宿松县开始宣传、介绍避孕方法，并结合出售“阴茎套”、“子宫帽”。1979年避孕药具全部免费，药具发放是多渠道的，药具有“阴茎套”、“子宫帽”、“复方十八甲”、“探亲片”、“避孕针”、“外用避孕药膜”、“避孕药膏”等10种。仅1985年全县采用避孕药具的夫妇有3251对。
　　1981年妇女生育状况　　育龄妇女的基本状况　根据100％机器汇总资料，县1982年普查时15～49岁妇女14.4173万人，占总人口22.25％，占女性总数的45.71％。普查时的育龄妇女，出生于1933年至1967年，各年龄的人数大体是：解放前出生的即普查时33岁至49岁的妇女每个年龄2000—4000人；1950年至1958年经济发展，生活安定，人口稳步增长，普查时24岁至32岁妇女，每个年龄为3000——5000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出生人口急剧下降，普查时21岁至23岁的妇女，每个年龄只有1350—2270人；1962年出生，普查时20岁妇女为5000人；从1963年开始至1976年止，人口出现了持续14年的生育高峰，普查时6岁至19岁女性，每个年龄达8000—11000人，即我县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至1996年止，每年将有8000—11000名妇女进入法定婚龄(20岁)生育期。对这场严重的持久的人口挑战，应有准备。
　　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和胎次　在14.4173万名育龄妇女中，有生育能力的13.1596万人，占91.28％。1981年末生育小孩1.2577万人。其中，第一胎3748人，占全年生育人数的29.8％，第二胎3178人，占25.2％，第三胎2494人，占19.83％，第四胎1493人，占11.87％，第五胎及其多胎1664人，占13.23％。生3胎以上的5651人，占生育妇女总数的44.9％。这部分妇女按照杜绝3胎的要求，及早采取措施，就可以少生5651个婴儿，县1981年出生率就可由19.61％下降到10.77‰，自然增长率就可以由13.15‰下降到4.31‰。
　　从有生育妇女的统计中，还可以看出早婚早育现象比较严重，在15～19岁43926名妇女中，生育第一胎546人，生第二胎61人，生第三胎2人，共计生育609人，早婚早育率达13.86‰。
　　生育高峰年龄
　　不同年龄的妇女，生育情况有明显的差别，从统计表可以明显看出育龄妇女从20岁至34岁为旺盛生育期，这个年龄段妇女生育量占总生育量的87.06％，而25岁至29岁为妇女生育高峰年龄，这5个年龄妇女生育量占全部育龄妇女总生育量的44.25％，这部份妇女生育率高达267.66‰，即每千名25岁至29岁妇女中一年有268人生孩子，比全部育龄妇女生育率87.24‰高2.07倍，而且这部份人的二胎率和多胎(三胎以上)率都比较高(二胎率为35.13％，多胎率为43.34％)，是计划生育的主要对象。30岁至34岁妇女生育率也较高，达107.53‰，这5个年龄妇女生育量占全部育龄妇女总生育量的18.03％，问题还在于这部份妇女生育一、二胎的极少，多胎率高达89.51％，即每百名30岁至34岁生孩子的妇女中有90人是生三胎以上的，这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对象。35岁至49岁妇女基本上是生育第三胎和三胎以上，这部份人生育量占总生育量的8.1％，也不可忽视。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生育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妇女的文化程度不同，对生育率和多胎率有很大影响。144173名育龄妇女中，受过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有43381人，占育龄妇女人数的30.06％，说明全县育龄妇女中有文化妇女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受过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妇女在1981年生育2806个孩子，生育率为64.68‰。没有文化即文盲，半文盲育龄妇女有100792人，占育龄妇女人数的69.91％，生育9771人，生育率为96.94‰，也就是说没有文化妇女生育率比有文化妇女生育率高得多。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多胎率越低，反之，文化程度越低，生育率和多胎率越高。
　　不同职业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　根据100％机器汇总资料，县育龄妇女在业人数为132550人，由于他们的职业不同，生育状况也有很大差别。
　　上表说明，八大类职业育龄妇女生育状况是：农林牧渔劳动妇女生育率最高为93.1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及其它人员生育率较高，均在50‰以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育率较低，都在35‰以下。
　　八大类职业育龄妇女的多胎率最高的是农林牧渔劳动妇女为46.01‰；其余七大类职业育龄妇女多胎率为9.11‰，生育三胎以上人数为37人，占在业育龄妇女总生育量的0.31‰。由此可以看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农林牧渔劳动者育龄妇女中。
第三节　晚婚节育
　　晚婚、晚育又是一项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措施。全县1949年平均婚龄为18.5岁，大力提倡晚婚后，到1982年平均婚龄为22.7岁，比建国初期晚4.2岁。
第五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制度
　　清末民初，承袭着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官宦贵族和地主豪门，穷奢极欲，蓄婢纳妾，盛行一夫多妻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法律虽有禁止重婚律例，但一直徒具虚文，至于工农劳苦大众，终身充当寡汉的比比皆是。
　　建国后，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严格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强令取缔包办、买卖和强占婚姻，砸烂了数千年封建婚姻枷锁。
第二节　联姻形式
　　在旧社会，无论男婚女嫁，全由父母作主，央媒说合，讲究同姓不联姻，贫富不开亲，俗谚有“花对花，柳对柳，剃头只对剔脚手”，只要门户相称，凭媒说合即可。建国后，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婚姻自主，男女双方自愿结合，受到法律保障，自由恋爱已在城乡广大青年中蔚然成风，联姻形式，一般为男娶女嫁。另有几种特殊联姻形式：
　　(一)招亲：多为女方招婿入赘或失偶招夫养子。男到女方落户，享有遗产继承的权利和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今天，这种联姻形式已经普遍为群众所接受，并形成新风。
　　(二)换亲：俗称“兑汤罐”。系由男女双方将女儿互换为媳，相互成全儿女的婚事，在旧社会，贫苦人家多有采取这种联姻形式，就是今天，在贫困山区仍未绝迹。
　　另有转亲，俗称“三家推磨”，与换亲同出一辙，只不过多了一家参与女、媳转换(即由甲家女嫁乙家，乙家女嫁丙家，丙家女嫁甲家)这种转亲，婚、嫁三家都同时进行，此制现在已不多见。
　　(三)再嫁：旧社会，妇女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从一而终，夫死不得再嫁”，即使再嫁，只能在三更半夜，偷着由新夫领回成亲。解放后，实行婚姻自主，政府鼓励丧偶妇女再嫁。
　　(四)抢亲：旧社会，有富贵豪门娶妾，女方不从；有游子懒汉无人许婚；有穷苦贫民绝路卖妻，都是采取将女人抢去强迫成婚，被抢者多为穷家弱女或年轻新寡之妇。此风已在解放初期强令取缔，早已绝迹。
　　(五)童养媳：或叫等郎媳。旧社会，穷苦劳动人民，或因天灾人祸，或因子女过多，生活无着，忍痛将未成年的幼女抱给别人做童养媳。领取童养媳的人家，情况亦各不相同，有因家中缺少人手，有因家贫娶不起亲，有因生育无男，迷信抱媳等郎可以达到求子目的。童养媳的婚配，绝大多数是不相称的，尤其是等郎媳，男女年龄相差悬殊。俗谚有“红颜女儿十七八，终日地里拣棉花，抬头来把家门望，小小的丈夫地下爬!”解放后，此习已被严令取缔而绝迹，仍有收养女婴的，系属缺儿缺女的中年夫妻。
　　(六)近亲联姻：旧时，群众缺乏优生科学知识，不懂血缘关系，多有近亲联姻，如异姓表兄、表妹或异父同母兄妹之间进行联姻的很多，美其名曰：“亲上加亲”。《婚姻法》禁止五代以内的血亲通婚。现在这种近亲联姻习惯，除少数边远山区外，则已罕见。
第三节　家庭结构
　　宿松县在清末民初，普遍习惯于多代同堂、一人当家的家庭生活。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完全处于附属位置，男子亦依据封建伦理，长幼尊卑次序，祖孙父子，层层节制，界限森严，家庭无异于一个小朝廷。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落后的家庭形态受到冲击，使代表新生产力的成年男女，逐渐从旧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以夫妻为主体的新型小家庭。
　　建国以后，实行男女平权，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共同承担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过去那种集权于家长一身的旧式家庭，现除少数边远山区外，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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