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燃起“文革”火，众教师集结“集中营”

1966年暑假，我县的“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在教育上燃起了。7月初，全县教师以办学习班的名义，集中在县城学习，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为期三个月的教师批斗教师的“集中营”生活。一进县城，我们就看到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显得形势严峻，气氛不凡。

第二天学习班开学，全县教师集体到“人民大会堂”（老电影院）听县委的形势报告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以及这次学习班的安排和要求。县、区和公社（现在的乡、镇）带队的领导干部（工作组），在大、小会议上宣布这个期间任何人不准回家，有事上街必须向单位（区、公社）带队的领导干部请假，并不得随意同外界进行通讯联络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

开始几天，人们还比较乐观，因为是很多年来大家还没有这样集中过，多年来未有相聚的老同学、老同事，还可以在住地范围内相互走动、谈心。但经过两天学习和讨论后，各地带队的领导干部就开始找一部分人谈话，要求对本校校长或有问题的教师，对他们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说校长是学校里的“当权派”，他们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向他们进行斗争，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各地的大字报，纷纷向他们的校长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揭发。开始时是将大字报贴在他们睡觉的床周围，只留下一个口供他们爬进爬出。谁要是脾气不好撕破一张大字报，那就被认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要招来更多的大字报围攻。几天后，有的被揭发者大字报多了，就在空白墙壁上显赫的位置开避专栏，并贯有“打倒×××反革命分子，或打倒×××修正主义分子”的专栏标题，根据个人情况，带上一些吓人的帽子，形势突然起了变化，学习班内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全县教师集县城，

揭批揪斗不容情，

铺天盖地大字报，

横扫牛鬼与蛇神。

有的学校揭批校长后，矛头就直指教师中那些平常讲话有错误，或是喜欢写日记、诗词和文章的教师，对他所写的东西，抓住某一句断章起义，架空分析，无限上纲，说成是利用诗词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于那些出身不好（地、富、反、怀、右）的人，说他们利用日记是记变天账，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等等。我的一位同事朱××，平常喜欢写日记，他的日记一般也不保密。在学习班里，有人记起了他前不久写两位教师在寝室捉老鼠的打油诗：“木森与志明捕鼠，木不慎，鼠入其裤，恐其那个，双手捂之，恐惧不矣”。从而也招来大字报的指控。

对有的个别教师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一有苗头就抓住不放。先是小字报向工作组干部揭发，接着就是不指对方名字的大字报捕天盖地而来，也同样以专栏的形式，贯以打倒×××流氓分子的通栏标题，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

到学习班中期，因全县各区、公社学校的揭批进一步深入，集中反映全县所谓一大反革命组织——“东风创作小组”，说他们的人员遍布全县，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利用小说反党”的反革命集团。其实，这个“东风创作小组”，是50年代期间，一些在当时叫东风公社（现在的五里乡）的几所学校工作的教师，由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和喜欢写作的同志组织起来的一个文学创作刊物《东风》而进行写作的部分人。进入60年代后，他们的工作有的调到全县其他学校，这个《东风》刊物参于写作的人也逐渐扩大，这似乎也就是这个反革命组织队伍扩大了，必须予以彻底清查。这种揭发批判，一方面是拿出他们的作品进行架空分析，上纲上线；另一方面是狠狠追查他们的组织纲领和谁是反革命头领。这样学习班的气氛就空前紧张起来了。

为了深入揭发教师中的问题，学习班要求有“问题”的交出自己的笔记本和文章，甚至他们的教学笔记，要检查他们平常向学生灌注了什么毒，对学生进行那些反革命教育或修正主义教育。派人抄他们的家，搜出他们的笔记、日记、诗文、和大量的古文书籍，查看记录后一拼烧毁，许多教师为失云多年积存有价值书籍而惋惜。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揭发后，所谓“革命”与“反革命”阵线开始明朗，这个时期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类，革命群众（左派）斗人，“牛鬼蛇神”（右派）被斗。我被工作组列为革命群众的“左派”，每天要做会议记录和写大字报揭发批判“牛鬼蛇神”，还要与其他“左派”一道轮流看守“牛鬼蛇神”。对那些被打成有“问题”的人，开始也要他们写大字报进行相互揭发，或要他们交底，供认他们的同伙。其实，教师中的所谓问题，大多是平常说话和写东西引起的，有的是历史问题，那怕已经作了结论的再度抓住不放；有的是学校负责人被视为“当权派”，甚至荒谬地认为当过班主任的教师也是当权派。到那时上纲上线，上挂下连一分析，没有问题的也有问题，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踵而来，教师中80%的人都有问题，形势逼人。

揭发阶段一过，接着就是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阶段。从这时起，学习班内就是口号声此伏彼起，把有“问题”的人揪出来一个个地加以批斗。批斗会上，先是要他们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然而，无论他交待得怎样彻底，始终是不能过关的。接着就是接受“左派”们的批斗，要他垂下两臂，低头认罪，当敌人一样，使劲按下脑袋，一低再低。对此有人形象地写下一首诗：

弯腰屈膝听空言，

怒目圆瞪亦惘然，

口号声声拳头攥，

揪斗揭批史无前。

在整个批斗阶段，学习班范围内空气被压缩得紧张沉闷，真的具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感。

大批判开展几天后，工作组就向我们“左派”打招呼，要我们加强责任，日夜值班看护。说是有的公社学习班里有教师自杀身亡，有的个别逃跑。这样，人们更加小心谨慎，气氛更加紧张严峻，这时就连我们“左派”也中断了同家里和外界的联系。事后，我才知道，这个自杀的教师是我宿松师范的同班同学贺学礼，他因不能承受当时的冤屈，逃出学习班到县城东门宝塔最高层跳塔摔死；当时还有个别领导说他们是“畏罪自杀”。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无法与强权抗争。

在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提出你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出身不好或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其他人明知是对他的不实之辞，也不敢为他争辩，否则你就要受牵连；要是有“问题”的人被扣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名，那必定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字报、大批判对你没完没了。

在我们学习班里有一个“左派”人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行为有些过激，我们10多个“左派”担心他的行为在搞到那些有问题的人以后，又指向“左派”中的某一位，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向他猛攻一家伙。抓住他平常说的话，加以分析，写成大字报，一下子就贴出一个专栏：“打倒小爬虫×××”。那些被他批斗过的人，也纷纷写出大字报声援，仿佛真是一件“大快人心事”！第二天并对他进行一场批判，会上他也不得不弯腰倔膝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着承认自己的过错。通过这件事，说明了当时在我们县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然而，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准，是自上而下一哄而起，群众斗群众，教师斗教师的错误行为。

当三个月的“集中营”生活结束回校不久，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那是一场批判工作组的斗争。当时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指导运动的做法，被毛泽东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各地被斗过的“牛鬼蛇神”，或有问题的人，又义愤填膺的将以前组织批判过他们的工作组领导，或少数“左派”进行批判，又掀起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比以前更加激烈。

到1966年下半年，我县的形势开始动乱，中小学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开始了全国性的串联，上北京、进省城、到韶山、赴延安，“红卫兵”活跃在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到1967年春，宿松县出现了“联总”和“红造会”两大派组织，红卫兵造反派在城镇进行扫“四旧”活动。仅二郎公社二郎街上那些曾开过商店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及工商业兼地主的那些人家，就扫出金银首饰、毛巾、手帕和古董及书籍、字画当“四旧”扫地出门，搬进二郎公社的一间房里锁起来。那时的公社干部也开始不吃香，造反派几乎不卖他们的账，也在筹备夺权，要他们靠边站。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全国上下政府机构在开始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单位一把手被尊称为“文革主任”。造反派一时神气活现，非常活跃。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这一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在夺权斗争中，我县的造反派组织，很快分裂组合成为“联总”和“红造会”两大派，他们在派性和对待县委“当权派”及县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看法上产生分歧，先是相互论战，相互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走资派”，各自尊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后来竟发展到拿起枪杆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先后在许多地方发生武装冲突。两派势力各自越拉越大，斗争更加激烈，无法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到1968年夏天，两派斗争白热化，7月初在高岭粮站进行了一场荷枪实弹的武斗，双方虽没有人员伤亡，但武斗很激烈。8月4日，两派又在河西山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枪战，因县人武部奉命执行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坚决制止武斗，派出一支解放军战士出击制止。“红造会”一方由于不知实情，不听劝告，还在荷枪顽抗，造成8人伤亡才停止战斗。其中有一人就是我班同学吴旺喜。后来，这件事被定性为“八四”反革命事件，两派武斗才有所停止，但两派的矛盾冲突还没有得到解决，形势仍然很严峻。

1969年9月，我县中、小学已“复课闹革命”。二郎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在酝酿成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派性不明显，在教书和带文艺宣传队方面有点影响；或是两个造反派头头相互不让当选，搞个“第三者”才服从，竟在选举中将我选为“二郎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动乱时期做了一方的“官”员。为不负众望，我在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四件事：一、处理退回红卫兵扫四旧封在二郎公社房子里的财物；二、“抓革命、促生产”，在元旦大队召开1970年春耕大生产现场会，恢复和发展二郎公社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提出指标措施；三、化解两派之间的矛盾，制止二郎地区的武斗；四、解放老干部，促进大联合，首批解放公社一批本无问题的李水香、许坤、张书保、尹和舟等老干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二郎公社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

自二郎公社“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组建后，我同他们一道进了一两个月的工作，就回学校进行我的教学工作，不再参加以后的政治活动了。

                     ——选自吴冬生著《共和国走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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