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廖理南 于 2014-2-2 12:48 编辑
新世纪论坛的网友们： 大家新年好！
值此新年之际，我谨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向大家郑重推荐《宿松古今纵览》3辑将要刊载的乡贤叶老尚志先生80岁时写的《童年、家史与民俗 》。这篇回忆文章，既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又是乡域宿松的百科全书。耐下心来，读读叶老的文章吧，这中间会有不少东西能够触动一个善良人的纯心的。
世人往往崇尚权力，崇尚金钱，但我认为，比权力和金钱更重要的还是良知和道德。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是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或事。不少时候，成为一个暴发户，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检到了一个金元宝，中了一笔大奖，幸遇一个好政策，都可以使一个穷光棍一下子腰缠万贯。而要想成为一个绅士，则需要经过至少三~五代以上人的接力修行才行。
前些时候，叶老曾跟我讲，现在，他每天仍坚持读《四书》、《五经》，练练字，写写文章。我从《人才》杂志等媒体上看到，叶老平均每个月仍要发表一篇文章。这种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的拼搏精神，想来，将会激励家乡晚生后学们奋发有为，不断进取，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借此机会，敬祝叶老尚志先生和叶老夫人秦毅敏老太太健康长寿！祝愿家乡父老乡亲们在马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童年、家史与民俗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献给我的祖母和慈母！
叶尚志 一 我首先从祖母谈起，因为当我进入这个浑沌世界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当然是母亲；但当打开心扉、朦胧晓事、有了记忆时，第一个印入脑海、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却是我的祖母。
我现在是一个早有孙子辈的八旬老翁，来回忆我的祖母，都是60多年前老掉牙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五代人，从清末到现在，前后约120年。我为什么老来要写我的祖母和那些尘封陈旧的故事呢？原因是我自幼失去父母，是由祖母带大的。直到我快要成人，她正好60岁，患食道癌（俗称隔食病）过世，令我嚎啕痛哭，悲恸欲绝，自此永离家园参加革命。我的祖母对我的恩情太深太大了，如果没有祖母的无微不至的抚爱，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我。所以终我一生不论是显意识或者是潜意识，无时不想念她。人越到老年，越容易勾起陈年往事的回忆；越是童年的经历，越记得清晰，如同昨日，如同电影，铭刻在头脑的拷贝上，永远也忘不了。我唯一担心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患了老年痴呆症，要想也想不起来，那些充满悲苦、也有欢乐，使我刻骨铭心的童年经历就只得石沉大海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应偷懒、吝惜自己的笔墨，就是我的祖母虽然不过是一位普通妇女，但由于陪我的祖父（他是一位著名的文人）常住北京，所以祖母的经历比较丰富，见过各种世面，应付过各种复杂、艰难、危险的局面，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我非常佩服她刚强、坚毅、充满母爱、处变不惊的性格，可以说她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强人。还有一个原因，写我的祖母，也就离不开我的家史、家乡民俗，如果能够如实地写出来，也会再现具有华夏、荆楚文化杂交特色、丰富多采的故乡民风习俗，更会折射百余年来从祖父母那一代人以来经历的旧中国内忧外患、家危国难，不啻解剖麻雀，也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历史来龙去脉的某些片断，也许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社会、历史和民俗的一点参考。
我从朦胧懂事时起，对于进入这个家庭和这个世界，最初的一切知识，可以说是从祖母和母亲那里一言一语或娓娓而谈告诉我的。原因是我的父亲叶云卿早期在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热心教育，参加五四运动，正当盛年，39岁便因结核病早逝。那时我只两岁，所以除见过他的照片和大人告诉我的之外，我对父亲毫无直接印象。我的胞兄叶光欧长我15岁，他在离家240里的省城安庆上学，以后成为职业革命者，常在全国各地活动，很少落家；我是逐渐懂事之后才直接受到他的教育和影响。我童年时代胞兄常年在外，所以家里从祖母、母亲到嫂嫂和两个姐姐，全是女性。我的母亲对子女非常慈爱，是一位端庄、善良、贤德的妇女，又读过许多文史，精通戏文，也读过不少诗句和格言，过目不忘。但家政完全由祖母主理，母亲百依百顺，与人元争，对内对外非常纯良、柔和，性格文静、内向，与祖母外向、刚强的性格迥然不同。在我们子女看来，我家这两位老人缺一不可，优势可以互补。
祖母虽系平民出身，但见多识广，可以看通来往信件，往往大声诵读，常念错别字，也不顾忌。因祖父的关系，祖母十分崇尚文化，但只在教会小学读过，所以她的知识基本上是她的经历和处世之道，是非常实际的。母亲则不同，她是书香人家出身，上过家塾，外祖母能做很好的格律诗，母亲也会背诗，讲话温文尔雅。她常常给我们儿女讲故事，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贤德仁慈之类。我们大家族的男男女女在夏夜乘凉时常喜听她成篇成套讲述三国、唐太宗、赵匡胤、金兀术、朱洪武，以及封神榜中的周文王、武王、姜子牙、伯益考、比干、纣王、妲己，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王母娘娘等古代正反人物和神话故事。后来我读过一些书才知她讲的都有根有据，从不胡编乱造，我真敬佩她的自学和记忆能力之强。我童年在乡镇常能看到流动戏班到来搭台演戏，多演京剧、汉调、黄梅采茶戏，我们家族邻里妇孺总是围在我母亲周围，听她讲解演出的剧情。记得有文王访贤，桃园结义、长坂坡、空城记、郭子仪拜寿，打金枝，三娘教子，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也许是由于长辈有人爱好京剧，我家有不少各种版本的京剧说唱、插图小册，所以我后来看京剧并不生疏，且十分热爱，与此有关。母亲还教我幼年姐姐《女子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我幼小跟着听那些诗一样的对句，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就是那时记得的。可惜，我的慈母在1931年长江大水之后的一场规模浩大的疫病中因痢疾无医无药而逝，她只享年49岁。我那时只有12岁，母亲临终时的衰竭疼苦、意识清醒和遗言告别之状，使我揪心、悲恸，永不能忘。我有两位姐姐，大姐姐月松大我十岁，小姐姐月富大我四岁，先后都已出嫁，按乡风都成了人家的人了。嫂嫂抚养几个儿女，自顾不暇。我本来就是由祖母偏爱把我带大，这时抚养我的重任更加完全落在祖母身上。
我在生命开始阶段的启蒙老师，自然而然一是祖母、二是母亲。关于我的母亲，我打算在后面专节回忆，这里先着重回忆我的祖母、家史和民俗。
二 我出生在扬子江滨、大别山下、皖鄂赣交界的安徽宿松坝头镇，过去称为泾江庄。据祖母告知，我的老家是明朝从徽州(歙县桂林镇和休宁兰渡蟠谷)，为了躲避兵灾，经由毗邻的江西彭泽和湖口，再经历一些年代过江搬迁而来。家乡这一带是长江冲积平原，有待开垦，便于农业，利于生存。我的祖辈是挑着箩筐，携儿带女来此开荒。祖母说她那代人的一位老婆婆勤劳节俭，每日每夜纺线、织布，冬天脚冷便以一根擀面杖放在脚下搓脚取暖，没有菜便炒一点黄豆，放点盐，为了节省，放在竹筒里，一粒一粒倒出来就饭。可见我的祖先创业多么艰辛。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艰难求生，普遍养成的勤劳节俭美德的典型之一。这种美德往往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
我的祖母还告诉我，我们的祖籍从徽州搬来虽然有三百年左右，但辈辈前往祭祀、探访，代不乏人。祖母并未到过徽州，她也是由祖辈传诵才知道，听说那里民风淳朴，山水清幽。近些年，我在家谱上看到我的四叔祖父、三伯父在民国初年到过休宁兰渡蟠谷祖籍探访，写有记述文字。我是后来经过考证才知原来我的始祖最早是夏禹时代协助治水有功，封于叶的万章伯玉。后有2500年前又封于叶邑的楚庄王之玄孙沈诸梁，他便是被后人讹传误解为既好龙又畏龙的叶公子高，其实这位始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蕴涵很深，曾任楚国令尹、司马，为平叛、中兴立了大功，是春秋战国历史转折时期一位了不起的伟人。据记载，我们这一支叶氏在西汉就有一位老祖侃公曾任礼科给事中，但不知什么原因谪贬为县丞，南迁至湖州(乌程)叶家巷。至宋代一位灿公在湖广为县丞，告老还乡，路过歙县桂林镇，被这里山清水秀所吸引，卜卦迁此。再过十几代迁休宁兰渡叶家村。祖辈多数务农、经商，继承徽洲耕读传家、儒商兼顾的传统，也出现过进士、举人、文士。士农商相结合，是徽州文化、习俗的一大特点。我的家族经历几百年，仍然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到了明代兵荒马乱时期，向彭泽、湖口迁徙，最后由一俊公迁到江北宿松南乡泾江庄即坝头镇，就只剩下箩筐挑着儿女前来开荒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已是“第八十世”了。
三 可以想见，从明代开荒最初年代起延续了很长时期，直到祖母一代从传说中记得的那位老婆婆纺线织布，大约是清朝中期，距今也有二百年了。不过从这以后，大约从我的四世祖即老曾祖叶古香开始，我们这一支叶氏家运有过勃兴。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冲积平原，用自己的劳动积蓄，逐年贱价买了不少洲地。我想这时开始利用土地便有了剥削收入。到了我的曾祖位三公，便能读书，并会经营，且获长寿，享有七十多岁，家业便兴盛起来，我的祖父兄弟四人，才得以分工创业。大祖父一山公习武，一门心事想考武秀才、武举人。他有三子，即我的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我的祖父筱山公行二，习文，竟于1885年光绪乙酉科考取拔贡第一名，留京经殿试在最高学府国子监终身任教习。我见到他的诗文书法都是佳作。他与北京和省城高层人士交往，赫赫有名，所以颇有威望。他遗有一女二子，即我的大姑(尊称为娘娘)、伯父和父亲。三祖父次山公，专门管家，很会理财。这时继承上辈的家业，买下的洲地、荒地、芦苇滩、草滩很多，成为不小的地主。在土地剥削的积累上又经营商业，不仅在本镇上营造、买下许多店铺，还造船泛江做盐、木、杂物生意。这位三祖父集地主、商业老板、家务总管于一身，我出生前他早逝，想象他是一位既善经营又会剥削的人物。我在儿时商业已经凋零，只看到久置不用的大型船壳和大型铁锚，可以想象当年拥有三个桅杆的大船。剩下的店铺空屋不少，1915年四大房分家，就归各房分占或出租了。这位三祖父无儿无女，对于家业颇为专注，一心为了兄弟四房，从不搞“私房”积蓄，这也是家业在他手上得以兴旺的一个原因。所以除了我的祖父地位、威望最高之外，三祖父也是这个大家庭的台柱，也受到四房男女老少的尊重。四祖父幼山公，年少读书，攻读经史。我看见过他的遗墨，一手好小楷自折，现代人很难达到这种楷书水平，不过比我祖父略逊一筹。他处于清末，新学兴起，考入南昌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有干什么便逝世了。他的儿女最多，有五男、三女，都是我的堂姑、堂叔。前述三位祖父相继去世之后，四祖父因子女多，不免有私心，积“私房”，四大房大家庭利益发生矛盾，导致分家。祖父兄弟四人，在家业中兴时各有分工，因材治事，文武商农，各得其宜，相得益彰，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经营事业的牢固群体，也是带有浓厚徽州风尚传统封建大家庭最合理的一种安排。
四 我的旧式封建大家庭，虽然离开徽州几百年，但文化习俗传统充满了徽州色彩，这从许多方面可以窥见，可见文化习俗传统影响力度之强大和深远。
我的旧家庭大四房，在兴盛时，大约是在清末同治年间，盖了一座大型封闭式聚族而居的房屋。大四房下又有十四位伯叔，四位姑母，十七位兄弟，二十位姐妹，十四名侄子，廿五名侄女，和数代女性配偶即老少妯娌也不下数十人；婚丧嫁娶、繁衍后代，教养作息，内外交往，长年聚居在这幢封闭式建筑之内。建筑共有六重，横向约有十间，宽约40米，长约50米，整体呈长方矩形。都是砖木结构，以大柱支撑，内部问有砖墙、板壁；房屋多为二层，少数楼房可以住人，多数是阁楼，只能置物。外观飞檐翘角，马头墙高大，呈波浪式高低延绵，还有徽州民宅粉刷石灰的遗迹。我出生之后，已成老宅，想当年新居落成，宏伟、新颖，坚固、适用，堪称杰作，在这江滨镇上颇有一番气象。
这幢建筑四周只有东西两头各设前门、后门。南面约40米长的墙面高大封闭(只有一个侧门和后来开辟的两扇窗户)，可能是为了防盗。事实上几代人从来只见过兵荒马乱，散兵游勇捣乱，警察、民团抓人，从未遭遇抢窃。南隔壁是一座大庙菩提庵，与我家这座建筑并排，也极宏伟。这两座高大建筑之间有一东西通道，叫做庙弄，阳光照射很少，非常阴凉，是我们小孩夏季玩耍和老人乘凉的好地方。老宅的北面是吴姓亲戚邻居，亦即三祖母的娘家，也是大门大户，但人丁不如我家兴旺。这一面大概因为不须防盗，所以只有一墙之隔，中间没有空隙。在这栋巨型民居建筑之内，安排很有层次。大家庭内部一家一户，一分再分，后来约有二十户常住，人口多时总共有70~80人。各叔伯、兄弟人家既是独门独户，又各以内部走廊和堂屋等通道沟通，浑然一体。这座大型民宅内部墙连墙、壁连壁，好像是密封的，怎么通风呢？原来建筑师有办法，就是每排房屋分段，各段相隔，一段房屋内造有天井，上边通天、通风，落雪落雨下注时下边有阳沟，并有地下暗沟向外泄水；阳沟上搭有造型方整的长方形偌大石板，人来人往可以通行。大宅之内除了天井，还有露天小院，可以通风透气。
五 整座民宅朝西的大门面向通街大道，里面是一大间敞室，摆着普通桌凳，平时可作为一般接待、歇脚之用；有时竹、木、裁缝工匠劳作，磨谷、屠宰，货郎、行商串家买卖，也可使用。这里也是各户雇工、管账先生活动、用餐之处，他们的宿舍则在两厢。男性公共厕所在右外侧，并有小型菜园。左侧有我伯父一家的住屋。再进一层，四壁之间有个小院，北侧朝南有个接待有身份贵客的公共厅室，叫做“官厅”，官厅面南有一排雕花格子门和两边对称的格子窗，共约有十扇。屋檐之下有燕子窠和雀巢，上有一个镜子，写有“一善”二字，不知何意，猜测是为了避邪、求福。官厅里挂有我祖父写的“畲经堂”三个金字大横匾，畲经寓有耕读之意。官厅内部地面镶有方砖，四壁镶有带漆的板壁，内部宽敞，约有六问房室规模。正面板壁后面，是一排住客的厢房。官厅的正面，设有一大条案，上有祭红、古瓷帽筒和铜雕等摆设。长案下边是一长方形比床长大的木炕，一到过年或有贵客，炕上便铺红毡，并放有茶几。过去不了解，为什么在南方设有北方形制的既可坐也可卧的木炕呢?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由于我的祖父携眷长住北京，受了北方的影响，且刻意模仿上层社会接待的规格。凡是春节、婚丧接待、宴请，都在此举行。大四房共称为“经德堂”。近来偶然从天长叶氏得知，他们明代从苏州东山迁此，也称“经德堂”。可见叶氏堂已很古老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准备欢度春节时，便把四大房共同储藏的字画精品挑选出来，悬挂在这个官厅的四壁，一般总有数十幅。其中有何绍基、刘墉、邓石如、杨大鈊的书法，也有与我祖父拜盟的清末尚书余诚格等人的条幅。至今还有一位乡亲把失散半个世纪的刘墉四帧条幅中的三帧(失落一幅)交给我珍藏。不过我们故乡(连安庆市)重视书法，而不重视绘画，所以收藏和挂出的绘画较少，书法较多。远近来往拜年贺节的亲邻宾客凡有点文化的，总要在此留连或评论一番。这元异于每年举行一次书画展览。每年从小年腊月廿四日挂起，到正月元宵过后撤除。不过到1931年大水灾之后，也就不再举行这种展览了。
六 这个官厅，还设过家塾，过去是大家族，后来是第四房延请塾师。我们兄弟多数都在这里拜过孔夫子，诵读四书、诗经、左传；习字，从每日描红到大小字各一张，从“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学起，既描红习字，又认字学诗。由此可见，官厅是一个传播中华文化和封建礼俗的场所。至抗战前那年我远离故乡后，听说就没有心思顾此，家塾也废了。官厅、小院再进一层，有石狮和台阶，两扇偌大的大门之后有木制大型照壁两扇，可以开合；再后是天井，上边是大厅，大厅上方供有历代祖宗牌位。全家称大厅为“祖宗堂寝”。我的旧家庭，继承了中国人特别是徽州人的传统，十分重视敬祖、祭祀，慎终追远，每到农历月之初一、十五、清明、端午、七月半(盂兰节)、祖辈父母忌日、八月中秋、过年，都要举行祭祀，烧香，叩头。但隆重程度不同。初一、十五是例行公事，只由每年轮值的分户一名男子作为代表，烧香叩头，持之以恒，表示香烟不断，有祖产提供经费。其他大的节日，凡是四大房男性都来烧香叩头。每到清明春暖花开，男性大人、小孩还要先到镇上的叶氏宗祠烧香敬祖，每个男丁可分一斤肉；然后到野外扫墓。小孩可以在扫墓之后分得一点祭祖的糕点，所以特别积极参与。
过年就最隆重了。从腊月八日吃腊八粥、大扫除就准备过年。小年腊月廿四日就把上溯四代的男女祖宗成双成对的彩色装裱画像挂在大厅正面。这些画像都按清朝形制戴红顶子、穿朝服，有马蹄袖，戴朝珠，穿朝靴。其实我们家族只有一些文人、教师，并没有做高官的，所以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是附庸官制和证明满族旗人官场影响早已深人民间罢了。这些画像千篇一律，看不出人物的个性、特色，不过是官样文章，毫无艺术性可言。小年前一晚上(廿三日)送司命老爷即北方所说的灶王爷上天，为了祝告灶王爷“上天奏好事，下地降吉祥”，总要用一些麦芽糖、寸金糖，或者花生糖、芝麻糖供奉，据说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巴。可见我们中华民族早就贿赂成风，深入民俗了。等到大人到室外沿路撒着象征马料的麦粒、草屑送走灶王爷，这些糖都分给小孩，所以送灶也是最吸引孩子的一项活动。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所有的祭祀祖宗活动，全都是男性大人、小孩的事；只有送灶每家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因为灶王爷是家神，与妇女每日劳作有关，女性才获得祭祀祝告的权利。我童年总是看到祖母领着母亲、嫂嫂、姐姐送灶，她们老两辈毕恭毕敬，穿着从来都舍不得穿出来的干净、整洁的老式青布折叠裙，青年妇女、女孩则可头上插花、穿红戴绿，虔诚地向灶王爷三跪九叩首。老人在跪下后口中还轻声祷告灶王爷保佑。然后好像完成了一年的大事、心事，便心安理得准备过年了。乡谚云：廿五、廿六香枝炮竹，廿七、廿八杀鸡杀鸭，廿九洗老狗(意义不明，可能是指沐浴，准备过年)，卅夜团圆过年夜。
腊月廿四过小年，按风俗这一天大人可以打小孩，所以小孩特别要小心，躲躲藏藏；过了小年就不准打孩子，孩子可以放心玩耍了。这天晚上四房各户男性老少都在年浴之后穿长袍，戴瓜皮帽，穿戴清新整洁，有的伯叔长老还穿马褂，齐聚在祖宗大堂，在准备好的蒲团上长幼有序，排列成行，纹丝不乱，向祖宗牌位行九叩礼。这似乎是一次预演，最隆重热烈的是大年除夕。
除夕这晚在香案上摆满了猪头、全鸡、全鱼、果点供品，红烛辉煌，香烟缭绕。我记得总是由全家威望最高的长老领衔执锤敲磐，连敲一阵，状极肃穆虔敬，老少妇女都围在旁边观看，禁止小孩喧闹，意思是迎请天地诸神和列祖列宗前来接受礼拜。我的伯父行五，年最长，任过北京法部主事、省咨议、工艺厂长、高小校长，又是儒医，所以他生前总是领衔膜拜祖宗。磐毕，全体男性随着长老动作，先向外拜天地诸神，再向里对着牌位拜祖宗。礼毕，各户人等回去吃年夜饭，团聚。这是一个最欢乐的夜晚，谁也不准说不吉利的话，不能说悲道苦。对远离家园的人，照例放一双筷子在他应坐的位子上，以示怀念、祝告平安。我的胞兄长年远在外地搞秘密革命活动，每年除夕，他便得到家中的这种怀念之情。年饭之后，各家男女小孩提着蒲团，到祖辈、伯叔各户去拜年辞岁，一面叩头，一面看着桌上的小红包，里边装的是铜板，五枚、十枚、二十枚不等，由大人分别亲疏男女，赏给小孩做压岁钱，可以买糖吃。每个孩子一般都有一个由姑姐辈用彩线勾制的小钱袋，把压岁钱放进去，互相出示，比比谁的钱袋大，表示得的压岁钱多，高兴满载而归。
大年初一天不亮，全家就起床，男性大人小孩提着纸灯笼，再到祖宗大堂焚香膜拜，然后一人吃一碗糖水冲的泡米加三个煮蛋，说是“吃兀宝”。如吃不完可以留下，叫做“库存”。再列队到宅前广场满地插上点燃的香枝，像天上星星一样，然后向四方星斗膜拜，由家长预先看皇历，口中念叨“东方大利”，大家就朝东多揖拜两下；另一年，或说“北方大利”，就朝北方多拜两下。总之是祈求一年吉利。再列队到隔壁庙里拜菩萨。然后提着灯笼到后街一位姓潘的祖辈亲戚家拜年贺岁。潘家是我们的四世祖婆婆的娘家，家境早已衰落，但按中华礼教，数典不能忘祖，不论贫富，每年元旦全家各户男性代表于拂晓都要照例提着纸灯笼向一位健在的老奶奶和两位表叔及全家参拜。
祖宗大堂是全家各房活动的中心。除过年过节以外，新婚迎娶拜堂、送女哭嫁、请客酬谢，还有丧殓、停灵、开祭、出殡，都集中在此。大堂可以停两个棺材绰绰有余，我的伯父和一位堂叔、三祖母和我母亲逝世曾先后同时停灵于大堂。母亲停灵时我只12岁，还要日夜陪灵，有些怕，不敢说。另外家庭会议、争执评理、杖责子孙，也当着祖宗牌位之面，按家法处理。祖宗牌位之后有一排厢房，都是些大家庭的仪仗、纸灯、旌旗、文书、书画、资料，贵重的用箱子锁严，由每年轮值户主专管，不准小孩涉猎，因我离家早，所以我除了见过仪仗、书画、字帖之外，至今不知里面装了些什么。
祖宗大堂左侧便是我家，是祖母、母亲、兄嫂、姐姐居住和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右侧是四祖母和后辈住的房屋。
七 祖宗堂后绕过一溜内廊，上了台阶，是第四重房屋，住的是大祖父一家后人，即大房伯叔兄长数家。再后第五重是三祖母及过继于三房的伯叔居住处所。最后有一位堂叔叶毓卿造的两层小楼。在小楼附近是杂屋、柴草屋、空场和各家猪棚、粪池。外有围墙，有一后门向东，一到日落西山，背阴凉爽，是夏季乘凉和孩子玩耍的好地方。后门面对两个池塘，前边是一条通江的小河，夏天帆樯如鲫，通到镇上，风情如画。我们出门、返乡因多搭乘长江轮船，所以多从东向后门进出。只是上街和陆路往返，多走前门。前门面向大路，路旁有个小土地庙，有时乞丐与土地老爷同往。土地神虽等级最低但节日祭祀不断。路西有一个小广场，前有一排瓦房是大家庭的学屋，家塾原设于此，1931年被大水冲毁，家塾便改设于官厅。门前大路南通街镇，北达相距70里的县城。
有一种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风尚的景观，是每年除夕在前后门、中门和各户大门，乃至各房房门，都张贴红纸对联。记得的对联有：“诗书继世，耕读传家”；“徽国家声远，南阳世泽长”。徽国当然是指老家自徽州迁来；我家内院石灰门楣上还有我伯父写的“南阳世第”四个斗大的楷书，幼时不知其意，老来才知是指叶氏始祖受封于古叶邑，属于河南南阳郡。还有“鸾鸣兆吉，麟趾呈祥”；“阳春烟景，大块文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类的对联琳琅满目，到处可见。在墙柱上常有“四时吉庆，八节平安”之类的小联。这与徽州传统民宅所见非常相似。因为叔伯兄弟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有时也自编自撰对联，独出心裁，一到过年换上新的，满目光灿，具有一番新气象，也是我童年识字和学联句的一个途径。西安事变后的那年春节，胞兄光欧别出心裁，竟在内门上贴了两付对联：一付是“联俄容共是中国的救星，水涸堤高乃坝头之幸福”；一付是“拥护三民，实行三大政策；团结一体，反对一党独裁”。这年除夕我还在皖北凤台旅次，春节初五回乡探视倚门盼我望眼欲穿的老祖母时看到两付对联。元宵过后又离乡到了芜湖，不料从此竞与祖母永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两付对联竞能贴出，且未遭破坏，也许是由于贴在我这大家族封闭的内屋，亲亲相护，无人告密；也恐怕是由于日寇加紧压迫，战争一触即发，南京当局自顾不暇，不久国共开始合作，政局有所松动。
八 我们四大房这个封闭式的大家庭，由盛而衰，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祖父祖母带领伯父、父亲全家逃离京都之后。祖父由于海路不通，那时没有铁路，由北京回乡，万里迢迢，不得不沿陆路日夜奔波，受到劳累风寒侵袭；他参加过以国子监为重要基地，由翁同稣领衔的维新运动，离去时眼看国难频仍，一腔悲愤，所以一病不起，享年只有五十二岁。其他三位伯父也先后去世。他是这个大家庭的无上权威、精神支柱，他一倒，这个大家庭便散了，日趋衰落，也是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世代凌夷，每况愈下的必然趋向。
祖母、母亲都记得大家庭称为“大众家”的琐闻轶事，向我们述说如同说古。这个大家庭，鼎盛时期在我们上两辈，老少男女众多，在一个灶上吃饭。男性专务外勤，或外出，或读书，不操家务；祖母一辈已熬成婆婆，也免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全由母亲一辈和下一辈的妯娌轮值，每人一个月，担负全家的做饭、茶水和洗涤，有时还有其他杂务，如接待宾客、农业请工备办饮食等等，其劳动量可想而知。吃饭要敲锣为号，是真正的大锅饭。我常听到祖母、母亲夸讲有的媳妇会做饭、会洗衣，多么能干，又三从四德，多么贤慧。我的大房海初二哥原配何氏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可惜早逝，我也未见过，我想她的死恐怕与劳动量过重有关。旧时代的妇女大都为封建礼教束缚，只能驯服，与仆役无异，这就是她们的命运。二三十年代的媳妇情况有所改变，但各房情况不同，她们的地位和受到的待遇因人而异。
这个“大众家”延续到1915年就难于维持，不得不分家了。分家之后，我母亲仍然担负二房的月值。据说母亲怀我时，一天劳累之后，夜过天井，在石板上滑了一跤，跌得不轻，已动了胎气，多亏及时休息吃药保胎，才得平安。我童年听后只当新奇，越到老年越感到毛骨悚然，想想母亲如果小产，世上也就不会有我了。从家史知道那时妇女小产、难产、患产褥热和儿童“发脐风”、染急病而夭折是常事，从家谱上看可以列出一大串。我的一位祖母便因难产而逝，只有23岁，我并未见过；所以我的祖母是继室。仅我伯母、母亲、嫂嫂未能养大的子女就各有好几个。每想及此，旧社会的妇女、儿童活着真是艰难、命运多舛。我这个家庭还算中等，属于剥削阶级，那些在生活水平线以下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者家庭的艰难程度更可想而知了。
九 “大众家”分了之后，不过六年，我的父亲新丧，尚未出殡，伯父尚在，他家就和我家分了家。四大房各家都看着我母亲带着17岁的长兄，两岁的我和中间的两个幼年的姐姐，孤儿寡母，都同情我家这一边，我的祖母更是呵护，无微不至。那时祖父这一支二房有上下屋之分，伯叔兄弟两家谁都想分到上屋。原因是上屋湿气轻，祖母住上屋，有一份租田，当然她与上屋亲近一些，多些照顾，但又要不偏不倚，很难兼顾平衡。在无法评定的情况下，结果只得采用传统办法：抓阄。据一位婶母回忆告知我，当时全家老少集中在祖宗大堂我父亲灵柩前看抓阄，心都吊着，巴不得我哥哥抓到上屋。祖母嘴上不说，但心里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哥哥抓到了上屋，与祖母住在一起，全家族皆大欢喜，伯父一家也从无异议。奇怪的是祖母、母亲和兄姊从未向我透露一点分家解决利益矛盾的是非情节和抓阄办法，现在回想也许是老辈讲究嘴上留德，不愿下辈尤其是儿童得知上辈兄弟两房的矛盾，也免得使伯家对已经占了下风的分居一事勾起不悦。所以日常和节日两家和好如常，祖母还常带我到伯父母家用餐，与堂兄姊妹游戏如初，一生保持着亲情。
这种分家抓阄的办法，我因只有两岁，没有记忆。但是以后各家分户分物，多次看到这种场景，抓到什么，都认为命定，没有异议，也是协调家庭矛盾乃至解决各种民间内部矛盾创造的一种不合理中最合理的办法，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创造，成为传统习俗。
祖母为什么既对伯父、我家两方兼顾，又在内心偏于我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伯父母最初在北京连育两位兄长，一名守让，一名守谟，都是祖父母长孙，均夭折，使祖父母伤痛不已。第三胎生了一位大姐姐月贞，祖父得知后，叹了一口气，说：“河里无鱼虾也贵”，意思不是男的，也只能差强人意。可见在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多么严重，尤其是第一个是孙子还是孙女，更加重视。祖父不久逝世，终其一生未见到长孙。此后伯母又生一女即我的二姐月莲，当然未能得到重视。下边是1904年我的母亲生了我的长兄光欧，虽然祖父不在，全家当然高兴，祖母得了长孙，偏爱之情更与别人不同。所以长兄从小在祖母身边抚养长大。第二个原因是我，在伯父母相继育有光亚、光美二位堂兄之后，祖母膝下最小的男孩是我，也是母亲最后一胎，乡间叫做“抹笃”，特别疼爱。所以我后来有个化名随母姓，叫做刘笃；哥哥在做秘密工作避免追捕时化名也随母姓，叫做刘则千，都是为了纪念母亲的慈爱。我在襁褓时长兄已16岁，到省城安庆上学，祖母就把偏爱集中于我，所以我从小就在祖母身边长大。第三个原因是，我的父亲逝世比伯父早，撇下孤儿寡母，两个孙子又是在祖母身边抚养长大的；我的母亲又最善良孝顺，曾为祖母生病时“割股”，就是过去迷信，媳妇把手臂上一块肉割下来当药治老人的病，愚孝已极，但使祖母深深感动；祖母偏爱我母亲这一房就是自然而然了。
十 我的祖母在我们两家1921年分家之后，分了几亩彭泽租田，吃的米又白又糯，她单独起伙，在众多兄弟姊妹中，只有我有资格始终陪伴她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家庭成份以前都填地主，不确切；因直到参加革命都靠祖母几亩租田，所以到年老才改为小土地出租者。祖母是安庆人，在省会城市长大，所以比乡镇上的人见识多些，比较开通些，也更能干些。她很好强、自信，好像大事小事没有难倒她的。她在我刚记事时，便向我讲安庆的事物和她的经历，唱儿歌和学城里人吆喝卖物(像唱歌一样)的声音给我听，在我的幼小心灵中，觉得安庆真了不起，十分向往。她的梳妆台上永远放着一个玻璃镜框，是一张她的父亲——我的老外公的放大像。后来我才知道，老外公一家开过饭店，属于城市平民出身，所以祖母耳濡目染学到一手烹调本领，非常会做菜。我幼年虽然孤苦，但口福不浅，吃过她做的好菜，如狮子头、熏鱼、蒸蛋糕之类，在乡镇上和我们大家庭各户难于吃到这类美味。我过去从来不知道祖母、母亲的名字，只知姓氏，祖母姓江，母亲姓刘。这也说明旧时代重男轻女。我知道她们的名字是在古稀之年看了家谱之后。祖母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望鹅，不知有什么涵义。祖母姊妹四人，她行二，一到安庆都叫她二姑，人们对这位能干的二姑特别敬重。大姨奶奶是祖母的大姊，嫁于怀宁乡下马家松园马家，跟二女、小学教师马兢存(我称呼为二表姑)住在安庆。我八岁到安庆，见到大姨祖母非常奇怪，她的相貌竞和我祖母一模一样，不过显然比祖母老弱一些。我的祖母对我关爱很深，管教极严，但颇开通，甚有远见，从不溺爱、护短。我只有九岁便把我送到离乡240里之外的安庆，托付大姨祖母的三女夫妇照顾生活，升入安庆最好的中心实验小学高班上学。这位我称为三表姑家是一位小职员，其夫写得一手好字，专事抄写为生，住在北门里。北门外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刑场，常在拂晓枪杀革命者之前听见熙熙攘攘，高呼革命口号之声，后来得知党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王步文便是1930年在此殉难。又常见国民党军随意拉夫为其卖命。我的三姨奶奶也极像我奶奶，她嫁给一位摆摊的小商，又会唱戏。两位老人极老实善良，与工人、茶房、车夫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他们无儿无女。我在安庆上小学时从三表姑家搬到大舅祖父处住，在三姨祖母处搭伙，帮她照看过香烟糖果小摊。因我是她二姐的小孙子，对我爱护有加，常给我糖果、鸡蛋卷和香烟包中抽出的各种彩色牌子，有三国、水浒、西游记中的人物，琳琅满目，令我爱不释手；我积存的有厚厚的几叠，也是使我开阔眼界、认识世界、加强美育的一个途径。四姨奶奶较年轻一些，嫁给太湖一个破落户，育有一女，比我只大两岁。四姨祖母生活艰难，但生性开朗，活泼，热忱，乐观，曾到宿松我家，与祖母、伯母、婶母辈十分亲热，在一起谈天、抹纸牌游戏，以后常常听到这些老人互相挂念、问好，具有很深的亲情。“九一八”事变前她丈夫逝世后，无依无靠，到北平投奔近亲；日寇经常侵扰，担惊受怕，就回到安庆。我见到她的女儿已长大，在北平上过小学讲一口好听的北京话。她们母女后来流落到上海，女儿嫁给一位知识分子。解放后听说支援宁夏，母女都迁走了。我到上海打算与她们联系，但绐终找不到线索。祖母的这两位亲人，生活坎坷，像浮萍一样，到处飘荡，也不知晚年命运如何。
我在安庆上小学时，旧时代亲友爱管闲事的人有时议论要给我说亲，这是后来祖母告诉我的。一个是时任小学教员的马兢存二表姑的同屋好友徐宽良(也是小学教员)的大女陈之颐，很大方、聪慧，小学功课特好，是高材生；另一位是这位二表姑前房之女姓张，是位老实、憨厚、勤劳的女孩。大人议论与我结亲，祖母因我年幼，她很有主见，一口回绝，说让他长大自由恋爱，大人不要去操心。我那时最崇拜我祖母，她说一不二，认为她不会错。我越长大越佩服祖母开通、果断，见识不凡，否则过早定婚对我一生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祖母还有两位老弟，一位是江文会，住安庆大南门大街一个大杂院内，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城市工人、贫民，我称他为舅祖父，担任过中学的传达员，常失业；舅祖母是一位纺纱工。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江明喜，是一位厨师，结婚后育有两子；小的江明庆，十四岁到我们坝头镇在杂货店当学徒；我九岁时与家族一帮孩子到龙感湖岸五猖庙一带远足嬉戏，他也玩得天真无邪。后听说他不堪虐待，逃跑不知所终，寻找无着。据说他到江西当了红军，一直瞒着舅祖母，使她至死也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去向和生死。我九岁上小学就住在安庆大南门大街他家的一个大杂院，与两位老人住于一室。大杂院住的都是社会底层人物，拥挤不堪，这里供不起饭，只得到附近三姨祖母处搭伙，食宿两处跑。这是我儿时所见城市贫苦人民一个集中的典型处所。祖母的小弟江文馥，在宿松当过小职员，老来依靠子女生活，90岁才逝世。
十一 1930年安庆地区兵灾人祸，农业欠收，粮食涨价，民不聊生，爆发了抢米斗争。恰巧我眼见发生的事件一幕幕就在我住的大南门内贫民居住地带。粮店都是私商开的，先是囤积居奇，群众常来叫骂、围攻，店主十分恐慌，把门紧锁。大批群众忍无可忍，把门砸开，把米仓的粮食抢出，秩序大乱，市面紧张。我看到江明喜也参加其中，抢得了几升白米。此事后有新闻详细报道，是轰动全省的大事。
大南门一带回族聚居，穷人很多，多做小商贩；但也有显赫人物，如早先有一位军长马福祥。我所熟悉的马肇嵩是知识分子，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在北京，后在新疆工作；其兄马肇椿，留学美国，曾在旧社会供职，为人出奇地憨厚、老实，总是埋头于翻译，译有《可兰经》等书，后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还有一位马达，也是马家后裔，长期在上海《文汇报》社负责，更是常有交往。解放后得知，大南门附近有一位著名的皖籍民主人士端木杰家住于此。还有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杨永直，本名方璞德，是方苞之后，兄弟八人，原来就住于近在咫尺、我上小学必经之地的胭脂巷。早先听说在南京坐监狱的赫赫有名的安庆人陈独秀，家也住在大南门旁的南水关。我在1989年回乡探访时，见到当时健在的陈氏第三子、先烈陈延年、陈乔年之胞弟陈松年，由其长女长璞领我访问；原来他是我在安庆一中、六邑中学的校友、学长。1992年我到大南门外南水关探访了陈氏故居。故居东部已为隔墙自来水厂侵占，旧屋已毁，只剩荒地，仅立有枕样大小“陈延年、陈乔年出生处”石块为记，不见乃翁大名。西半部住有居民七八户，仍见旧日格窗、木柱；然整座院落已破旧不堪，杂乱无章。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门前左侧置一公厕，臭不可闻，大门外墙写有“此处不许大小便”歪歪扭扭几个黑字，令人作呕。现在到处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予以宣扬，故居古宅越造越多，多如牛毛，为何对现代一位《开天辟地》(电影名)的名士和两位功垂青史的先烈如此不敬，实难令人理解。
十二 凡是安庆的事物，令我都想到我的祖母。这不仅因为安庆是她的娘家，是她把幼小的我送到安庆，使我一个乡镇的孩子能与安庆联系起来；也因为安庆是我有生以来进入的第一座城市，因省会设在安庆，叫做省城。在乡镇的孩子看来，这个城市五颜六色，车水马龙，繁华无比，好像打开了心胸的窗户，令人大开眼界。我未到安庆之前，祖母就常常向我述说安庆的亲属、人情、风物、市景、民俗，使我心常向往之。她还常常述说清朝末年她从家乡经安庆多次陪祖父转道南京、上海，坐海轮到北京。她对这些大码头的所见所闻，讲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更令我感到中国之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奇，更使我产生很多幻想，各种憧憬，梦寐不已，探求不息。记得她说祖父和她那时来往于故乡到北京道上，因为没有火车，所以必须经过上海坐海船到天津，再坐马车才能到达北京。我问海是个什么样子？她说，江无底，海无边，海水五颜六色，先是黄的，浪是白的，前面是蓝的，再往前是碧绿的，到深海是墨色，最后是红色，就快到天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山东渤海经过海汉，坐我们海上大队的帆船到达河北津南平原游击根据地，才领略到大海一角的风光；解放后始得坐海轮多次，又坐飞机越洋到美国等地。综合我的观感，见到的海洋色彩的确和祖母描述的一模一样。她说的其他各色都是写实，至于海的红色也许是她和祖父快到天津时夕阳辉耀呈现的海水红色，这就有些浪漫的色彩了。使我十分赞佩我的祖母观察海水颜色变幻的精细，描写的精确，她形容得多么具有诗意啊!
十三 我一生从不谙世事到父母先后双亡，到经历天灾人祸、家庭变故，特别是应付反动当局对哥哥的通缉、迫害，从送我拜孔夫子抱蒙、入塾、上小学、中学，到应付两次失学和远走他乡谋生，都离不开祖母的抚爱、张罗和操劳，直到我快要成年，她两眼一闭，离开人间。此后我一生的经历，她虽未能见到，但她对待人生、厄运为我作出了榜样，为我自立、成人、拼搏创造了许多条件，打下了基础。她的形象、爱抚，常在我梦中显现，我越是从紧张一生回到平静的老年，越是忘不了祖母毫无保留，只知给予、没有回报的博大的爱。
她与祖父住在北京羊市大街附近一幢租赁的李家宅，附近就是安徽会馆。祖父常在此进出，以文会友，但上班讲学却要坐车坐轿到国子监。祖父交往的人士很广，结交安徽同乡更多，并与时任尚书的望江人余诚格换帖，义结金兰。我见过余诚格曾写过四帖行书条幅赠给祖父，过年时在官厅展出。据我少年看来，写得很不错了，决非平庸之作，但吾兄光欧却对我说：“余诚格的字比祖父差得远了，不过因为地位高，所以展出受到重视”。余诚格于八国联军入京若干年后，我祖父已逝世，他外放任湖南巡抚，辛亥革命时逃跑了。他后来走的道路与祖父不同。祖父与任过国子监祭酒又兼管全国文教的翁同龢关系密切，赞成维新，未入仕途，专门教书、育人，与翁同龢一样，崇尚清廉。余诚格则热衷于仕途，积了不少家财，口碑不佳。碰巧，我上安庆六邑联中时同窗同桌的余荣应(又名宾谷)，无意中谈起他就是余诚格的孙子；我本来也是无意中告诉祖母，她却不胜惊喜，才向我说了余与祖父的关系。我们14岁也模仿祖辈换了帖，结为兄弟。我们一伙小同学常到余家打乒乓；还参加一个玲珑小足球队，他打左锋，我守门。我两人功课都好，但因祖辈风格不同，他家富有，初中毕业之后，他到上海升学；我为家境所累因而失学，当学徒、干测量，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我十分念旧，一直留心打听余荣应，但始终得不到音讯，不免留下遗憾。
祖父与三位伯叔祖父和大伯祖母自前后相继逝世后，“大众家”一直到1915年分家，祖母最年长，按旧礼教传统，她在全家最受尊敬；在我们二房伯叔两家更有无上的权威。她作为大二房一家之长，首先表现在对男女老少成员一视同仁的关爱、呵护。我看到她对我的母亲因父亲新丧，特别同情，几乎常在夜间相聚时念叨亡人，相对而泣，常说：“老九过身已三年了”，“已四年了”。我的父亲在大家庭父辈中排行第九，“过身”是乡下土语“逝世”的隐语，决不说“死”字。直到父亲逝世六年，我已八岁还经常念叨。但她对伯父母仍然亲近如故，直到伯父1928年逝世，她同样同情伯母。我的大姑在大四房姑母辈年岁最长，全家人尊称她为娘娘。她远嫁彭泽一个望族，回娘家总要过江，乘轿。她并非祖母亲生，但形同亲出。这位娘娘晚年因哭独生子早殇，把眼哭瞎，但对我们小辈非常慈爱，我在她的侄辈中最小，更是爱护有加。她回娘家总要带一些彭泽风味的糕糖，各房的孩子都能分到，所以孩子们对她特别亲近。祖母为抚慰大姑，有时还过江到彭泽“走一尖”(此是土语，有探视、抚慰之意)，姑父黄姓一家像接祖宗一样，尊如上宾。大约1927年大姑逝世，叶姓全家男性成员老少无一不去吊唁。我因高烧，那次未去，长大后总觉得非常欠情、遗憾。祖母是长辈，按礼法当然不会去吊唁，但奇怪的是大姑逝世后，黄家仍接祖母去散散心，姑父和他的继室，对祖母更加尊重，待为亲长。这种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亲情，现代恐怕已经绝迹了。
我们二房年龄最长的大姊月贞，因是第一个孩子，在北京出生后就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形影不离。她出嫁时20岁，按乡俗晚了两年，据说是因为祖母为了痛爱她，第一个孙女出嫁，一定要把嫁妆备齐，一样不能少，且规格不能低了。那时家境尚好，所以全家都依着她老人家。月贞姐在大四房姊妹行中排行第二，美丽出众，又在北京祖、父两辈身边读过书，见过世面，受到大家庭的宠爱。三房有一位姐姐，名金兰，行四，据说聪明透顶，不幸十六岁花季得急病于1918年早逝。按封建家庭陋规，未出嫁的女儿的棺材不能进入祖宗大堂，只能停放在下屋。月贞姐最感不平，大哭大闹，吵着要把金兰妹的遗灵放在祖宗大堂，也是冲破重男轻女的一次斗争，为女儿们争得平等权利。结果长辈无奈；祖母比较开明，口风松动，依着孙女，把金兰姐的遗灵放在大堂。月贞姐是在此后二年出嫁，嫁给本县石家，也是旧礼教书香人家，姐夫石君朴，是位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夫妇恩爱，那时我尚在襁褓中。可是不幸，这位大姐姐多愁善感，嗜书如命，有点像林黛玉的体质，婚后染有结核病，常回娘家看病、养息，总是宿于祖母和我这个小弟弟一床。我三岁时开始记事，回忆她白暂的皮肤，瓜子形的脸蛋，修长的身段，朴实整洁的衣着，端庄的风姿，礼貌的举止，极东方典雅之美。她十分爱我。祖母更是把爱抚倾注在她和我身上。月贞姐一回娘家，总是由祖母操持，请镇上最好的中医周郎中毓仁老先生为她号脉看病，除服中药外还用针刺放血。我这时已有记忆，看到她手臂上流出的殷红血液和痛苦之状，至今还觉得揪心。但结核病用老中医这套办法是治不好的，病情越来越重，祖母心事重重，碍于旧礼教家规，嫁出的孙女不能死在娘家，不得不和伯母、母亲、兄弟、姊妹把带病的这位大姐送回距老家数十里的万缘墩婆家。不太久报丧的传来噩耗，这位在祖母身边的大姐从此与我们永诀，至今我还记得老人恸哭难舍的情景。
祖母对于二房的还有四位姐姐月莲、月松、京华、月富的出嫁全都一视同仁，十分操心。尤其是我的小姐姐月富，母亲弥留之际唯有对她只有16岁放心不下，托付给奶奶加意照顾，奶奶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特意爱抚。二房唯一的妹妹日凤，为伯父所出，比我小一岁，至今在合肥，儿女成行。
十四 这个封闭的大家庭，长我一辈的姑母和同辈的姊妹一辈算起来有24人，她们在未出嫁前都算幸运。因为这个大家庭确实富有不少传统的美德，人与人之间命运相共，关系紧密，比较祥和。虽源于封建儒家礼法，重男轻女，但上辈对女儿还是疼爱的；由于血缘纽带，富于亲情，女子在这个封闭大家庭内并不受到歧视。还由于我的祖父、祖母带着伯父母和我父亲及后辈在北京生活时间较长，受到旗人(满族)影响，全家族从姑辈起所有女孩都不缠足，媳妇小脚都要放足，叫做改组派，这在当时乡镇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在封建礼教束缚时代本来女孩是没有权利上学的，但由于我父亲在京师大学堂毕业，热心教育，于1915年在菩提庵空地以自费公助筹建了一所新式南区完全小学；因祖父去世后伯父居长，又是省议员，学养、威望较高，所以推他挂名为校长，我父亲实际总管教务、行政，并延聘教师，兼任教员，所以叶家的女孩全都入学。这在宿松一县教育史上开创了男女同校的新局。所以我的姑姊辈都有点文化，不少人聪明活泼，常常参与谈笑、打趣、背诗、猜谜、打扑克、抓曹操(一种猜奖的游戏)、踢毽子、绣荷包和其他针线手工，以及听故事、看草台戏和节日的民俗娱乐活动，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我家男性平均学历较高，大学生很多，但这一辈的女孩除了我的堂妹月凤一人到省城上过中学外，没有一人获得外出上中学的权利，只是到下一代侄女有了六个大学生，情况才有改变。她们先后出嫁以后，真是“成了人家的人”，“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跑”，命运就各不相同了。我到年老听说加回忆，这些未出嫁时在老家自由自在各具个性的姑妈、姊妹，除有的如一位三姑、二姐和九姐享年九十左右，还有个别的虽经历坎坷、悲欢离合，却也享有天年之外，其他大部分人的命运多舛，有的非常悲惨。我举一例，即一位十一姐月煌，十九岁嫁给九江附近一位老亲戚，农村叫做亲上加亲，夫婿是汉口银行职员，年少英俊，新婚一对，郎才女貌，夫妇恩爱，但好景只有一年，对方突患急症而逝，大家族老少没有不疼惜月煌姐的。她们夫妇遗有一女，不到两岁也因病夭折。婆母又迷信，对本来十分聪明贤慧的这位儿媳竟认为是她的命不好，克了她的长子和孙女，对我这位姐姐来说不啻雪上加霜，日子难熬。不久抗战开始，月煌姐逃难到广西，在一个被服厂做工，一直流浪，胜利后回到娘家。由于受旧家庭封建礼教束缚，“一女不嫁二夫”，守节一生，叶家女子夫亡之后无一人改嫁。月煌姐解放后到北京为映梅侄女带孩子。我们夫妇对她十分同情，常看望她，她50多岁已显苍老，执意回老家守坟，据说常常一人到亡夫亡女的坟上伏地痛哭，生死钟情，状极凄惨。不过两年，她便在孤寂中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一个曾是聪明活泼的少女苦难的一生。我每想起月煌姐总为我国妇女不平，心情十分难过。
十五 我的祖母为我的胞兄光欧充满危险的革命生涯掩护救援，真是呕心沥血，担心操劳了半生。
我这唯一的兄长，大我15岁。他受到五四运动和父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到省城甲种工业和高级师范两校求学，参加激进的驱逐省长和督军的学生运动，是全省学生会四大代表之一。学生队伍在一次上街游行时被反动军警镇压、冲散，造成惨案，牺牲了姜高琦等两位烈士，打伤的很多；哥哥的鞋子都跑掉了；他又到省会大操场演说，被军警殴打成脑震荡，幸亏由一位堂兄掩护，幸免于难，但得丁一场大病，差一点死掉。因祖母娘家在安庆，所以她当仁不让亲去照料，接回家调养，遗有终身头疼痼疾。
大革命时期哥哥已经结婚，任小学、中学教员，在镇上、县里、省城来往奔波，与九江方志敏派来的表哥等一帮革命青年，以我家为中心，在镇上和南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那时军阀逃散的队伍多少不等，乡下称为流兵，经常路过乡镇绑票、勒索。一次流兵结队前来骚扰，唯有祖母自告奋勇在家看家，安排其他女辈、大人、小孩躲入乡间。不幸哥哥被捉去，五花大绑，当作人质要钱。祖母急速赶到街上，因她见过世面，毫无惧色，硬找流兵要放人。那些兵痞扬言没有500元现大洋就要将人处死。因无法凑到这笔巨款，竟把哥哥带走开拔，生死难卜。祖母一个妇女老人，硬是跟着流兵队伍追到街头河边渡口。祖母在街上只借到几块现大洋，恰逢流兵中有一人名高成家，祖母认得他是本县人，他对祖母也很敬重。祖母给了他几块钱，由他向头头说了一些好话，看在一个老太太份上松了绑，走了一阵终于把人放了回来。流兵过后，男女老少回家，莫不为哥哥一条命捏了一把汗，佩服祖母真有本事，祖母却视如平常，认为是应该做的。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销声匿迹，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外边风声很紧，要抓哥哥，他在家闭门不出，像病倒了一样，闩上大门睡了几天。突然他吵着要出远门，远走他乡。祖母一个家庭老妇，并不懂革命道理，想留下长孙，哥哥与她大吵大闹。最后祖母以无限爱抚之心觉得留不住了，就张罗把女辈的首饰给哥哥做路费，让哥哥于黑夜逃出家门。那年入冬哥哥才从河南洛阳、开封来信，并寄了一张戴着北方皮毛帽子的照片回来。我在解放后才知他这次是接到友人的来信，约他到河南去寻找反蒋的学友，继续干革命。
大约是1929年，哥哥回过一次家。听说县里大逮捕，黑名单中有他，祖母焦急万分，连夜策划，让哥哥出逃。这次因牵连地下党甚广，他必须远走高飞，终于跑到东北，在沈阳依靠担任法官的大姨父徐在松生活，掩护下来。这次算是一次有惊无险，有险无灾。但是过两年，1931年长江特大水灾之后的一个冬季夜晚，突然窗户外有人叫“奶奶”、“嗯妈”，一听是哥哥回来了。全家喜出望外。奶奶、母亲、嫂嫂、姐姐和我异常高兴，奶奶说这回可以团圆了，不再外出奔波了。她哪里晓得，这次是哥哥和几位战友分途从上海，由党组织派到灾区开展党的活动，以打通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通道为目的。我刚12岁，哥哥并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任务，但让我与他睡在一起，在枕头边告诉我共产党、苏联、红军、马克思、共产主义，必须通过革命、战争才能制止战争的一此道理；还经常到江堤上向成千成万的以工代赈的堤工做宣传，发动了反贪污、反克扣的斗争和观音堂灾民抢粉斗争。抢粉即抢夺反动当局从美国借来的成堆面粉。几十年后我看过哥哥的自传，才知他这次发展了几个乡的数十名党员；他说带我上堤是为了让我得到锻炼。不幸，翌年之夏慈母在灾后时疫中患痢疾无医无药而逝。全家悲恸，哥哥哭得直吼，大姐姐哭得也最伤心，我和小姐姐年龄小，也跟着哭。祖母不同，她既悲恸，又一人全力操持丧事，日夜策划，都按她的主意办理。不料母亲停灵尚未出殡，传出全县党组织又被破坏，大逮捕，刑讯逼供，踩杠子、上夹板、倒捆板凳、灌辣椒水、用针刺指等等刑罚无所不用其极。一天夜晚，镇上自卫团队长祝燮阳得到县政府逮捕令要抓哥哥，因堂叔叶毓卿是著名乡坤，在全县有威望，祝燮阳不敢妄动，密报堂叔。县里曾追究过抢粉斗争，堂叔有正义感，说是灾民饿极了，可以原谅，不是暴乱，大事化小，掩护了哥哥和灾民。这天夜里堂叔对县府密令抓哥哥挡不住了，马上告诉祖母，要哥哥快躲。半夜无处可逃，祖母就把他藏在大房大伯母两幢房屋里层深屋的夹墙背后。拂晓来了一帮军警到我家搜查，把家弄得乱七八糟，未见到要捕的人，就回去交差了。早晨我还未醒，小姐姐把我唤起，说“家里出了事，闹翻了天，要抓哥哥，你还不起来”!我才知道发生的事。祖母和嫂嫂把饭送到哥哥藏身的角落，把我也带去了。嫂嫂眼泪汪汪下落，奶奶埋怨哥哥背着家里老小，惹出这么大的祸。哥哥心事重重，一言不发。他一直在床后躲了20多天，头发胡子留得很长，不得已按奶奶的主意带着嫂嫂仅有的戒指做路费，又连夜乘小船外逃。不久母亲出殡，哥哥从远处秘密到离家15里的复兴镇舅父那里探听消息，想最后与母亲灵柩告别。祖母转告舅父，他万万回来不得，因为已知县里派人假装送殡，其实暗藏杀机，要想抓他。哥哥这才不得不打消告别母亲的打算。哥哥不知从何处给我寄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写道：“亲爱的弟弟：慈母养育我们，我不能回家送殡，实在不得已，只有由你代我在母亲灵前多烧一炷香，多叩几个头，与母亲告别了。我在外生死家中不要管了，告诉奶奶，她老人家操心了一辈子，我不能尽孝了，以后我不会回家，也不能写信，家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了。今生也很难见到了。哥哥字。”我记得全家从奶奶、嫂嫂、姐姐和我在灯下念这封信，又不能声张，都饮泣不能言语，回想起来这是最凄凉最难过的一个夜晚。我在延安和在解放后与哥哥意外重逢，才知那时鄂豫皖党组织破坏殆尽，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到四川通南坝地区发展。哥哥与陈开运、杨学源、田丰、孙吉庵等20多位地下党员化装过江分别经彭泽、祁门到江西苏区寻找红军主力。但各地民团阻拦，无法通过，他们只得隐藏在民间、寺庙，化装为和尚、雇工，做工、打杂，待机前进。后来听说大军转移，其实是红军主力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远走高飞了，他们失掉了组织联系，不得不异地分散隐蔽，进行宣传和联络，待机而动。期间哥哥在祖母的关照下，曾在符初大哥的阁楼上从不下楼，躲了两个多月。他还与陈开运等战友在民间夹墙里生活，在湖心泛小船开秘密会议。这是鄂豫皖地下斗争最艰难时期的活动方式。
十六 祖母另一倾注全力的是为了抚育、培养我成长。
我大约是从三岁开始记事时，记得第一件事是我胞兄结婚和春节游龙灯，都是喜气洋洋，穿红戴绿，热热闹闹，有声有色，所以在孩童心目中最易留下记忆。哥嫂结婚的新房是奶奶的旧房，她让出来，板壁糊了格子纸，房正面挂了红色对联，中堂下有条案，条案上有帽筒和钟，边墙挂了四帧印有彩色《红楼梦》故事的条幅，记得有宝玉迎亲、湘云醉卧芍药圃、元妃省亲和雪夜啖鹿脯。窗户加大，安了铁栅栏，木床雕了花，当时算是最新式的了。嫂嫂是位大家闺秀，她父亲在北京与我父亲既是同乡又同时学过法政，相处友好。那时候兴好友将子女指腹为婚，连媒人也不需要了。结婚仪式完全按老式规范，和后来我见到过的丝毫不差。迎亲后在祖宗大堂拜堂后掀掉红盖头，人们看到新娘的庐山真面目，便达到了高潮。当晚灯火辉煌，一位族叔叶木青把我抱到新房方桌两个大红蜡烛之间坐着看热闹。看到一大批男女簇拥哥哥、嫂嫂进入家门，先在厅堂拜奶奶、母亲，再入洞房。我乡有闹新房旧习，主要节目是由好事的年轻男女亲友要新娘站在床前踏板上“打转筋”，就是要新娘作360度旋转，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直转下去，弄得新娘既难为情，又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大家尽兴，才罢手。到半夜好事者听新房，偷新房，偷出来的东西越多越算偷者有本领，第二天放还原处，向新郎新娘讨价还价，要换糕饼点心吃。我们南乡还算文明，往往适可而止；西乡龙感湖下岸我大姐姐出嫁时闹新房比较粗野。有一种陋习，用鞭炮点着向新娘扔，我大姐姐的耳朵被震得终身重听，实在不应该。
春节，我们乡镇从大年初三起，各乡、村都有龙灯出游。往往按一定的鼓点敲着锣鼓伴奏，由小伙子扛着(七、九、十一节不等，都是单数)彩布装饰的大龙到各商店、大户门口，由一位很会说词的人在龙头摆动之下念念有词，表示祝贺。祝词有如：“老龙来了喜洋洋呃”，扛龙的小伙子齐声应道：“哈!”再由领衔说词者一直说下去：“老的多福寿哇，少的更康强呃!”、“生意兴隆通四海哇，财源茂盛达三江呃!”、“自从今日龙灯后哇，荣华富贵与天长呃!”“哈!”这是一般的祝词。更有意思的是祝词根据不同户家、店家、行业的特点，随时自编自唱。如到茶馆说：“东边是麻将呃，西边是麻雀喂(麻雀是群众玩的一种纸牌、有输赢)!输的输哇，绰的绰喂(绰是土语赢的意思)!老板忙得团团转呃，老板娘笑得呵呵乐喂!”还有过年贺新婚的说词：“新娘生贵子哇，全家喜洋洋喂!”往往引得听众笑得合不拢嘴，增加不少新年乐趣。这是一些并不识字的农民的一种创造性民俗活动。
游龙是春节的主要活动，但年景好时活动节目增加，有舞狮子抢绣球、打滚的，也有演踩龙船、玩推车灯、舞蚌壳精的。还有一种把一批小孩穿上诸葛亮、刘备、张飞、曹操、孙权、周瑜，或其他戏曲神怪人物的服装，拿着道具，由大人照顾，列队到市镇、乡村巡游，只有丝竹、锣鼓伴奏，没有说唱，叫做“演故事”，既增加节日欢乐，也可普及历史、文艺知识。因我小时的名字叫光亮，所以扮过诸葛亮。有时夜间提着各式各样灯笼，举着火把，每节游龙里点蜡烛，敲锣打鼓，到处巡游。玩夜灯的，往往是在年景好的丰收年，更加热闹，富有节日气氛。
大年初七叫做上七日，也是一个节日，民俗谓这一天老鼠嫁女。有一种彩色年画，把老鼠拟人化，穿上五颜六色服装，簇拥乐队，抬着花轿嫁女，很鲜艳新颖，吸引妇女儿童，使我幼年误以为真的有老鼠嫁女这回事。上七日大家庭内部为了敬老，互相请老人吃上七日夜饭。这夜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小孩到室外放鞭炮，敲锣或洋铁桶、赶野猫上山。我家后门朝东便是长江对岸，江面庐山东侧一群大山，初七常有山火不熄，我童年遐想，总以为野猫跑到这一带山里去了。赶野猫上山寓意是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编者注：据我所知，“赶野猫上山”是为了使它不偷吃居民家中养的鸡。叶老这种严谨治学的谦虚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上述这些民俗，是我逐渐长大积累的观感。我记得从记事起，最初的一次是日里夜里都看过龙灯，由个子长长的哥哥或其他大人让我两腿分开骑在他们脖子上看的，与抱我到桌子上看哥哥嫂嫂结婚闹新房的时间相当，总在三岁左右吧!
十七 我到四岁即1923年春天，就由祖母、母亲送到家塾拜孔夫子，上学识字。乡下叫抱蒙，即启蒙之意。这个家塾设在隔壁亲戚吴家，老师是我的表姐夫吴迪光。我还穿着开裆裤，与一位同上家塾的大我三岁的堂兄光美一齐上学，因年龄小，上学下学都由祖母托付给一齐上学的族叔名叶祖送带领照顾，他也只有九岁。我坐的是专为蒙童设计的“读书凳”，比一般凳子高一些，才够得上读书桌，每次都由这位族叔抱我上下读书凳。不知是什么心理，虽然老师是表姐夫，对我也爱护，但我很怕他，这也许是因为在一个室内他对其他共5个男孩态度严肃，字教了如不认识，或书背不出就打孩子，轻者用“贵栗’’(即用手指弯曲后反面凸起的骨节)打孩子的脑袋、戒尺打学生的手心，重则让学生趴在书凳上自己脱了裤子，用竹棍条抽打。有一个八九岁姓柴的孩子叫做“柴伢”，常常背不出书，驮打最多。老师总是大声吼叫：“把凳子搬过来”，“脱裤子”，“趴下”，可怜这个柴伢老老实实照办，然后老师真能下狠心，拿起准备好的竹棍条就抽打。柴伢被打得哇哇叫，眼泪直淌。老师要他明天再背。这个柴伢既老实，又有些笨，我现在想他一定是越打越笨，哪里学得好呢?我幼年初学时见到的这一幕，真是刻骨铭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和负面影响。我首次看到打柴伢时，心里很怕，生怕打到我头上，所以学习不敢怠慢。我最初只识字，是祖母在安庆为我买的一套方块字片，正面是字，有的字背面是印得很精致的图画，可以看图识字。还配有一个有彩漆的四方洋铁板，每次可夹四个字片。一次识四个字，慢慢增加，最多一天可以认20个字。越到后来有的字片没有图画，越难认、难记；有时急了，怕挨打，看到开裆裤下滴滴嗒嗒急出小便来，也不敢下去小便。房东是吴家亲戚，有大小两个表姑，是老师的堂妹。她们有时就在家塾门外晒干鱼腊肉；老师有时外出，有一次我就求两个表姑教我记不住的字，我说“我可以帮你看干鱼腊肉”，以此作为交换。总而言之，是怕像柴伢一样挨打。不料后来两个表姑告诉了我奶奶、妈妈，也传到了老师耳朵里。幸好，老人和老师并未责怪我，反而传为笑谈，还有表扬之意，认为我用心念书。就这样强迫与自愿相结合，使我认了很多字，多少也记不清了，总之数目超常，认字的兴趣也培养起来了。那时我家里里外外，街上家家户户都有门联，我喜欢驻足去认，有时读出声来。我家房柱上有“四时吉庆”、“八节平安”字联，祖母、母亲考我，我只有半瓶醋，有的字未学过，常读错了。我背着手，很有勇气，也有信心，因为在家里不会挨打，把对联读成“四时古庆”、“八第平婆”，吉与古、第与筋分不清，安与婆也混淆了。我小姐姐多少年一直就这幅对联读错讥笑我，使我脸红，但祖母、母亲却对我宽宏大量，不以为怪，反而说我已认得的字不少，鼓励我继续努力。
第二年由外祖父在我家学屋开家塾，有我家小兄弟姊妹，还有亲表哥共约10人上学。外祖父是个秀才，名刘养和，名符其人，为人和善，在全县到处为人做媒，总是成人之美，我母亲性格、面形都很像他。不过外祖父一头白发，高度近视，显得苍老。我正5岁，书桌靠近他身边，这时已经开始描红习字，念四书的第一本《大学》，念日：“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念后还要背。他只教而不讲，他念一句我念一句，到下午放学前背完教的就放学；背不好，不能走。不过外公脾气和善，从不打孩子，也不训斥；他不像吴迪光表姐夫那么严，那么厉害，所以我一点不怕他，心理也无任何负担。一次外祖父不在，我爬到书桌上找前边比我大一岁的堂姊叶月白要一张写字的白竹纸，不小心被书桌上为了拦砚台、水盂钉的钉子划破了开裆裤里的外肾，流了血，痛得哭了起来。这一下闯了祸，惊动了所有的孩子。与我一齐念书大我四岁的小姐姐跑去报告母亲，结果母亲和尚未出嫁的大姐姐急促赶来抱我回家，弄些牙粉涂上，慢慢好了，又上学了。外公后来知道此事，也未责怪我，只是叮嘱小姐姐要照顾好我。从此以后，我在几所学校的举止就比较斯文一些，总怕闯祸。
那时外公在家塾教我的方法是上午描红习字，下午教书，教后就背，并不讲解，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知字音，不知字义。往往一天教一次，背一次，一天天积累，越到后来要把以前教的背的加起来背，所以背的分量越来越多，教完一本硬要从头到尾背一本。这对一个5岁的孩子负担不免太重，方法也太机械了。这是所有私塾同样的教学法，从来无人改进。一次日头快要落山了，背的书越积越多，心里想放学出去玩，越急越背不出，卡壳了。幸亏小姐姐利用外公眼近视，用她的身体挡住外公的视线，掩护我可以看到书本，骗了外公一次，得以背下去，解除了一次困厄。
我到六岁时因外公病重回到一位堂舅家，不久外公逝世，就换了老师，是一位年长的表兄何云台，是伯母的亲侄。于是由祖母、母亲领着我，还带上一点贡品，重新拜了孔夫子上学。上学的只有我和堂兄光美、小姐姐月富和堂妹月凤，仍是上午描红大小字各一张，下午读《中庸》，因为学生少，可以讲解一点字义，学得就比较有味道些；但由于不讲句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书上的真意。老师态度极好，善于循循诱导，尤其教我做对子，回想起来使我获益不少。一次他出一上联：“夏日如炮烙”，说炮烙是纣王使用的刑具，把铜柱烧红让人捆在上边受刑，听起来不免毛骨悚然，但懂得字义了。我绞尽脑汁，怎么也对不好。但母亲教姐姐读过女子贤文和千家诗，我听过，懂一点字音。所以最后我对曰：“冬天似冷瓶”。老师认为对得不怎么好，和和气气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对“春风似剪刀”呢?这是一句名诗上现成的，“二月春风似剪刀”嘛!我觉得老师念的诗句作对仗真好，但心里想，我又没有读过这句诗，怎么能恰好用它作对仗呢?不过自此以后我很欣赏对仗，一直到长大喜欢在街上、室内和诗词中找对联诵读，也算是一种自发性的对我国传统文化美学的欣赏，对以后作文和作旧体诗很有帮助。
在云台老师这里学的时间不过一年。大约是因为大革命北伐，我乡轰轰烈烈，孩子们看热闹，参加儿童团，老师他就（做其它事去了。编者注），家塾暂停。如果他多教一时期肯定会多学一些，那就好了；但大革命热热闹闹，常看文明戏(话剧)，跟着看人家宣传剪发、放足、游行，开大会，听人演说，抓赌，抓抽大烟的，总算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所以我当时并不觉得遗憾。这时由祖母操持，找到在隔壁完全小学教国文的一位老秀才舅父宋继才，是大房大伯母之弟，已60多岁了，把我托付给他教。祖母在家大事赞扬这位舅父学问好，有了这样的老师保证能教好。我被交给他之后，读书的方式与其他学生不一样，我是在校内他的书房桌子旁边放一个凳子，由他面对面教和读，用现在的话像“吃小灶”一样。到这里我已七岁了，还是上午写字，但不描红了，书是先读《孟子》，再读《论语》，老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我又敬又畏。他一开始教《孟子》就讲解，乡塾叫做“开讲”，先讲“孟子见梁惠王”他一讲，觉得比《大学》、《中庸》好懂，比较有意思。学了一段，我也插班听小学课程，新旧知识两边兼顾。
说来我很幸运，换了四个家塾老师，我没有挨过一次打和训斥，他们对我态度都很和善，既照顾又爱抚。这可能有各种原因：一是我在学童中总是年龄最小，二是我的父亲逝世早，老师都是亲戚，祖母、母亲口头上总是希望照顾，三是我比较诚实，不顽皮，颖悟强，表扬多。
后来舅父走了，我就专在小学学习。这所小学便是我伯父、父亲主持创办的学校，与家塾完全不同，有校长、教员，有国文、数学、英文、自然、图画、音乐、舞蹈、体育等课程，国文是从人、手、足、刀、尺，马、牛、羊、鸡、犬、豕学起；有白话民谣，如“前有虎，后有豹，将军、将军快些逃，不逃不得了”；书上有插图，好读，好记，以至经过七十多年的现在还记得一些。英文是学26个字母和一些简单的单词。体育有徒手体操、机械体操，备有木制长枪、哑铃，还有秋千。还穿学生服，远足旅行，有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到过小孤山、洲头。总之是完全与大城市现代学校接轨。但是由于时局变化，父辈逝世，我家衰落，这所学校时办时辍，每况愈下。
哥哥发现街上圣公会小学教学严格，教师得法，力主转学，奶奶、妈妈当即同意支持。1927年夏季我转入此校插班二年级。全校40多人在一个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三年级、四年级课程，我也领会。这个学校一位校长姓余，一位老师陈瑛，都是太湖人。学校除了每星期做一次礼拜，每个孩子布施一个铜板，并在圣诞节放烟火外，与其他小学基本上是一样的。老师确实认真负责，教得好。还有一种门球，很有意思。又组织远足，到20里外的污池等地旅游，并有洋鼓洋号，我也参加，一学就会，极感兴趣。一次我正向同桌同学祝连生用图解来解释陈瑛老师对四年级介绍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的区别，在一张纸上分别以(大)o、(中)口、(小)△、来表示说明。不料正讲解时，老师陈瑛悄悄站在我们后边听着。我二人回头看到了他，他一笑置之；我好像暴露了秘密，脸刷地红了。可是陈瑛老师回到讲台，向全体学生表扬了我一番。说叶光亮(我的学名)在二年级就学到了四年级课程，是个好学生。越表扬我越来劲，内心很好强争胜，这恐怕是儿童都经历过的心理状态，所以以后各门功课都好。这时哥哥已因通缉逃到河南，老师就通知祖母下年度跳班进入四年级。四年级学了一年，毕业考试门门功课高分，考为第一名，陈瑛十分喜爱我，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王云五四角号码学生字典》，上有陈瑛毛笔签字：“第一名毕业奖品”；还有学校买的一支绛红色赛璐珞做的一头钢笔、一头铅笔的两用笔赠给我作为奖品，拿回家奶奶、妈妈十分高兴，我更爱不释手。我对这两年学习生活印象很深，一生不能忘怀。
十八 乡镇圣公会小学只有初级班，祖母总想把我培养成才，由她出主意，与母亲商量，要把我送到安庆升高小。母亲虽有些舍不得一个九岁的小儿子一人出远门，但祖母说一不二，她总是百依百顺。其实祖母何尝舍得呢?不过她较开明，有远见，所以当年夏季就由两个上安徽大学的堂兄光策、光亚带我到了安庆。在安庆预先由祖母安排住在前述大姨奶奶的三女我称三表姑家。我这是第二次到安庆，由两位兄长带我到旧蕃台衙门、后改称“白日青天”(现为军分区)的安徽省立中心实验完全小学，直升高班五年级。我一个乡镇的孩子，第一次到这所学校就被校长、教师之齐全、学生之多(达到600多人)、校园之大、设施之完全所惊倒。曾记得我哥哥得知我在圣公会小学老是考第一，就告诫我，这不能算本事，要到大城市那些学生众多、几百人的学校去考上第一才算本事。进入这所中心小学确实感到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乡镇小学与这里不能相比，我能不能跟上学习进程心里直发怵。初接触课程觉得比圣公会初小难得多，心里更无把握，加上初来乍到，安庆话还未学会，有的孩子欺生，我自认是乡下来的，更有些信心不足。这是刚入学的思想不适应，经过一段调适才慢慢适应了。我每到星期日都到光策、光亚两位堂兄求学的安徽大学度假，安大校长先是刘文典，后是杨亮功，我对安大发生了兴趣，梦想长大也能来此上学。祖母时时牵挂我，她不放心，中间专门坐小火轮到安庆亲戚家、到我的学校来看我，还参加全校同乐会，看小朋友演节目，给我撑腰鼓励。这时我还常到学校隔壁的省立图书馆，最感兴趣的是阅读有字有图的小人书，还打乒乓，与其他孩子混熟了，也学会了安庆话，我对安庆小学就完全适应了。
祖母这次到安庆，顺便给我大姐姐添办嫁妆。王太和、盈生泰这些老店颇有徽商传统，营业员都是老的人马，很有经验，尊老爱幼；学徒未出师是没有资格上柜台的。这一套现在几乎失传了，很可惜。祖母一进店就被招待请坐、倒茶；买了商品之后还送点小玩具给我，百般热络，使祖孙二人满意而归。一个暑假，大姐姐出嫁，由一帮兄弟送到船上，从龙感湖到下岸她婆家。兄弟们回家在路上已黄昏，比我大四岁的光炎哥忽然指着洲头镇方向问，“你们说这是哪里?’’有说这村、那村的；我却说怎么一定是这村那村呢?我看那可能是欧洲、美洲也说不定。因为上小学已知有五大洲，同行的兄弟有名叫光亚、光美的，我哥哥名光欧，虽不在家，我当然不会忘记。两位上大学的兄长说我的想法不同一般，称赞了我一番。
从祖母和兄辈那里我后来才知道，我在安庆上的这所实验中心小学是安庆高级师范(现在的一中)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教师都出身于高师。安徽大学1928年创立前高师是全省最高学府，原校长是桐城吴汝纶的学生姚永概和姚永朴，都是桐城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我父亲叶云卿、大房大哥叶符初都是京师大学堂早期毕业生，也是吴汝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学生；父亲和符初大哥都在高师带过课；符初哥并专任长期教师，也是老教育家；我的胞兄光欧就是高师毕业生、五四运动全省学生运动的代表之一。我现在升学的中心实验小学的校长、教师大部分是符初大哥的学生。我的级任教师蒋先生很严肃、很厉害，我们小同学都怕他，但他对我态度非常好。据说他就是光第(符初)大哥的学生。那时教师、知识分子非常讲究师承，重视师生关系，对教师一辈子都敬重。所以我到这里虽已开学却未考试，能够补注册，直升学，并得到校长、级任教师的照顾，使我较快地适应学习生活，很大原因在此。第二年1931年夏季放学回家乡，不幸遇到长江同马大堤首先决口，我乡首当其冲，家乡一片汪洋，只得随母亲在后门上船逃命，因此失学了。这是我第一次失学。
十九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我真佩服祖母处变不惊、大仁大勇，敢担艰险的女强人气概。决堤之后，大难将至，旧社会当局官吏早就逃之天天，老百姓只能各顾自己，听天由命，与现在社会主义时代大不相同。在这紧急关头，我家唯一的成年男子哥哥远在他乡干革命，鞭长莫及，其他都是妇孺。祖母当仁不让，成竹在胸，像个指挥员，一一由她出主意，作安排，说一不二。她首先提出：“水灾期间大约半年水才退尽，会有歹徒乘芦席划子(一种小船)趁火打劫，你们(指母亲和嫂嫂)带着孩子都走，我一人留下看家。”此话一出，母亲和嫂嫂流着眼泪，对祖母既担心，又佩服，又顺从。于是先搭船把嫂嫂和刚出生二个月的大侄永年送走，到嫂嫂的娘家躲水去了。再由母亲带领十五岁的小姐姐、十一岁的我和三岁的大侄女映水和伯母一家搭船到伯母娘家“上水山”(即躲水灾)去了。眼看着祖母送别她的后代，互道珍重，她老人只知关照我们两大家，却在特大灾害面前毫不怯懦，毫不顾及自己，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当时我因年幼不太懂世事；现在想想我的祖母真是了不起的一位女中强者。
灾后水天相隔，音讯不通，这位老人一个人在长期水深齐腰的房子里是如何生活的呢?只有到入冬后水退回乡、老少团圆时才知道。原来她用凳椅桌子搭上跳板，在板上生存；因锅灶被淹，就在板上用一个炉子、汤罐煮饭、煮粥求生；没有柴火，就用晾干的稻草和自劈的一些破旧家具解决。她与外界完全隔绝，孤立无援，与水和浪为邻，毫无惧怕之心，从未被困难吓倒，硬足以坚强的毅力，艰难度日，延续了半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力量支持她度过难关呢?从一个平凡的老人身上，难道不可以窥见我们中华民族的坚韧刚毅和自强不息的的伟大精神么?
二十 我的祖母一生遇到的艰难困苦，不胜枚举。从八国联军侵华，眼见烧杀抢劫，又陪祖父和全家老小：厅里迢迢，风餐露宿，走陆路由北京回乡；应付兵荒马乱对家乡的骚扰和反动当局对哥哥和我一家的迫害；到后辈儿女求学、婚丧、嫁娶；一直到度过特火水灾，担子都压在这位老人身上。但她都从容面对，从不推诿，绝不畏缩，勇于担当，一次一次地奋斗过来丁。除了她有一种天然的家长身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之外，她还有儿个优越条件；一是她心理健康，又能自我调节，自我安慰，心情开朗，非常乐观，遇到世间悲欢离合、坎坷曲折都能泰然超脱，视为人生常事，从无悲观颓唐表现；二是她的精神状态支持他的身体非常正常、健康。她六十岁得食道癌逝世前我直到十八岁从来没有看见她病过。有时家中不幸，哥哥不听她的话，她偶尔气不顺，打呃，要我轻轻捶捶背，很快就好了。她里里外外，手脚不停，勤于家政，早睡早起，饮食有节，勤于洗晒，生活规律。她经常准备两样中药，一是藿香正气丸，很便宜，总是长年买一大包装在瓶子里，家中老小如有头疼脑闷、肠胃不适，一服就好；每年她还把秋梨加白糖用坛子腌起来，半年化为梨汁服用，可治热症、火气、燥症。乡间有人常来找她叫二奶奶，讨用这两样方药，她作为行善，总是有求必应。所以“二奶奶的藿香正气丸和梨汁”传开来，出了名。她的第三个优越条件是，借有祖父的威望，她又不怕强暴，主持公道，善结人缘，所以在大家族和乡镇、亲友圈内受到尊敬，说话有人听。第四她见过世面，久历沧桑，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她和母亲不同，母亲的知识大都是看书得来的，祖母的知识大都是亲自体会、观察或由民间传说得来。母亲善于说历史，讲故事，说戏文；祖母则喜欢与老太太们谈民间轶事、趣闻、笑话，常寓有警世做人之哲理。我记得她说过，一位媳妇正在受气，不得解脱，一个吊死鬼(当然是女的)跑来勾引她上吊。媳妇一想，自己有儿有女、有公有婆为什么要上吊呢?想想吊死鬼不是好东西，就说：“你滚，我有孩子、老人，我还要活，不要来勾引我了。”吊死鬼还不甘心，想找替身自己好再投胎，一个夜间又跑来勾引她。媳妇这回不饶了，把门窗关上，硬是把吊死鬼推上墙壁，用钉子钉住她，让她跑不了。第二天清早，媳妇出去叫嚷：大家来看吊死鬼啊!一时来了很多人，看到了吊死鬼挂在墙上，也可被人制服，佩服媳妇真有“恒持”(土语“有本事”)。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当时引起长辈很大兴趣，我幼时觉得好玩，以为真有吊死鬼的事。后来长大当然不迷信了，越想越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不是借用迷信来反迷信么?!也是让乡间那些易于被迷信鬼神缠住，寻短见的妇女得到解脱，起来与鬼抗争么?!
祖母还在乘凉时与老太太和媳妇们说了一个故事，一位贤媳妇，多胎不育，丈夫后来也死了，公公还在世，周围亲邻看到他家绝了后代，都想侵占这分家产。媳妇左思右想，觉得只有为公公再娶继室，生一个男孩，就堵住亲邻的非分妄想了。但老头子能不能生育是个问题，贤媳妇想了个办法，用一个瓦钵装些灰放在公公的身边做便壶。媳妇仔细看了几次，心想公公还是有能耐生育的，于是为公公张罗结婚，生了一子，公婆贤媳皆大欢喜，亲邻再不敢妄想侵占这分家产了。这个民间故事说明媳妇的智慧，敢于与命运抗争；也颇能体现祖母的性格。
祖母胸中这类故事颇多，我因年幼不懂其中一些潜台词蕴涵之意，但足以引起老年妇女们的理解和兴趣。从祖母述说的许多故事中，也可看出她在乡间来说见多识广和她的关注热点与热爱生活的达观个性了。
祖母还给我们后辈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祖父在北京与外国神父打过官司，有经验。我们镇上有个天主堂，有西班牙等外国神父想夺镇上的学产。祖父愤然领衔到省里打官司，结果胜诉，外国神父退出田产，赔礼道歉，远近传播开来，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祖母受祖父、北京、戊戌维新的影响，民族自尊意识、爱国主义思想是很强烈的。尤其是眼见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她恨死了那些外国强盗。
二十一 我十二岁因水灾在安庆高小尚未毕业，失学在家，祖母把我委托给堂叔叶毓卿设的家塾就读。这位堂叔在省城受过高等教育，又通儒学，到过陕西任职，在乡镇很有威望，维护大家庭和处处掩护我哥哥免遭迫害，不遗余力，成为本族全家敬重的人物。家塾就设在他小楼上的书房，只有一位比我大四岁的堂兄光炎、同岁的堂姊月蟾(即堂叔的小女)和我三人就读，堂叔亲自执教。专教我读诗、习字、作文。我每日习大字一张，先临柳公权的《玄秘塔》，后临颜真卿的《东方先生画赞碑》；每日习小字一张，临我祖父正楷自摺遗墨《洛神赋》之类。作文一周作两次，堂叔对写字和作文亲自批改、圈点，并教我学《唐诗三百首》，记得是从王绩的“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学起。他一定要我和他一样出声吟诵，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并教我这首诗中的“看”与“醒”要读平声，四声平上去入也是他教我的。我的书桌旁边就有一幅名家写的对联：“太平名士惟酣饮，快活神仙也读书”，是叔父喜欢的摆设，我也喜欢每日在我眼前展现的这幅对联行书书法。
祖母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的思想比较开阔，母亲这时逝世，哥哥逃避通缉远走他乡，祖母不满足我在家念私塾，就与堂叔和堂兄叶海初商量，委托在安庆任中学教师、教务主任的这位堂兄带我插班升人六邑中学。我家这时家破人亡，经济极为困顿，到省城升中学谈何容易?硬是通过祖母的威望和努力才得以实现。加上海初哥少年大家庭未分家时，就是由我祖父、伯父、父亲带到北京求学；又有徽州人总是提携本族子弟外出求学谋生的传统；还由于堂叔、堂兄看到我诚实聪颖，有造就的可能，家族中没有人不对我怜爱。所以我就跟随海初哥到安庆，住在状元府10号他家报考。海初哥要我思想做好准备应付考试。我是插班，唯恐功课跟不上，他教我首先要把作文作好，说我有家塾基础，要有信心。并指导我说，初中入学很可能要考今后志愿一类的题目。我去赴考，果然作文题是《我的志愿>，我那时作文写不长，总是不超过三五百字，但能写到点子上，字电写得工整，被大人认为“秀气”一类。我在志愿上发挥了一通，讲的是我的父兄多系搞教育的。我愿长大当教师。也说好好学习，将来想当科学家，其他便再也说不上来了。回来我向海初哥报告，他高兴地说，“我算猜着了(题目)，杀猪还能跑脱屠夫的手?”意即他是教育的内行，题一猜就准，是跑不掉的。这届从几百考生中取了120名，分两班，我编入乙班。
三年的初中学习和生活，对我一生太重要了，否则我不过流落在农村乡镇，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干不了。这当然首先要感谢祖母，也要感谢堂兄海初哥。我头一年食宿寄居于海初哥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曾任过六邑中学的教务主任，能兼多种课程；还翻墙到隔壁安徽大学操场结伴踢球，侄女映梅比我小两岁上女中附小，我们二人每天同走一条路上学。我13岁在同班中年龄属最小的，我有些贪玩，并未到像孔夫子所说的“吾卜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但我对初中课程没有一样感到吃力，考试时一些比我大的住读生常开夜车；我照常玩，喜欢打乒乓、踢小足球，还挤进安大讲堂听外国人英文演讲；我也不温习，可是从未开过夜车，每次考试门门是高分。以后海初家中发生困难，我就搬入六邑中学住读。住读除学杂费之外，还要每月交四元伙食费，一学期共需30多元银币，我交不起，常常拖欠，觉得羞愧，但电无奈，只得分次等家里寄来零星补交。有一年放学了我还欠了伙食费，家里实在困难，只好等寄钱补交，连吃饭和回家一元的船票钱也没有。我饿急了，把一套白线布旧学生装当了2角8分钱，可以买9个馒头，一顿只限干啃一个，挨了三天，才等到家里寄钱补交欠费，买了船票回家。“事非经过不知难”，“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当念物力维艰”，我算实际体会了穷学生的艰难。这对我一生节俭，吃饭不撒粒米习惯的养成和没有物质奢求很有帮助。初三全国会考，同学都在议论如何应付考试才能过关，今后上高中和考什么大学，我沉默不语，心事重重。我对会考并不怎么担心，但因升学的经济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感到前途渺茫。这年临届中学生都到安徽大学会考，我买两个面包赶考，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面包的味道，那种酸甜可口的滋味，至今还记得。会考后暑期在家接到以优异成绩通过的通知书，并没有给我和家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为下一步升学无望发愁。我曾异想天开，爬到阁楼看看那些箱笼里是否能发现一点祖辈财产。但见到的都是些祖父的古书、旧衣帽、陈茶叶、书画用夹宣纸，以及父亲上京师大学堂的课本、书籍和他学数学的仪器等物，一分钱也没有找到。可见祖父、父亲一生虽在文化教育界地位不低，但是个穷知识分子，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他们生前决未想到我升学的问题。我面对祖母一脸愁容，使我更加揪心，忍不住在她怀里痛哭一阵。那年正是1935年，我快16岁了，绥远抗日同盟军兴起，哥哥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主张抗日，现在为了秘密工作，连生命都顾不了，也不落家，当然顾不了我的前途。我激于义愤，萌生了远走高飞，向祖母提出要到绥远抗战。但连路费也没有，如何走法也茫然不知。祖母遇到困难总不爱流泪，细声细语劝我不要远行，等想想办法再说。我一个少年，心绪茫然，一一筹莫展，电被祖母的爱心打动，不得不打消远走绥远的打算。
二十二 祖母在我幼年的心目中好像无所不能，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但是这次却被经济所困，毫无办法支持爱孙升学。我因年少，处于不谙世事但又深知艰难的年华，对祖母复杂痛苦的心情既难于全部体贴，又十分可怜同情她。后来由堂叔、堂兄们出主意，说我功课好，英文更好，提议我报考银行、铁路员工培训班。那时从报纸上天天看到有这些班次招考。当祖母让我到安庆报考时，许多班次招考期已过，只有一个测绘训练班招生。我住在堂姊八姐(京华)婆家报考。年龄要18岁以上，我的个子高，但年龄不够，只得把毕业文凭上16岁改为18岁。那年大旱灾，全省有几千名中学失学学生报考，录取300名中我考取第14名。随即集体启程，我是第一次经南京、蚌埠，以半月时间于冬季到达千里之外的皖北阜阳，技术培训三个月，然后分十人一组到天寒地冻的野外以平板仪测绘。后转移到芜湖郊区测绘。两年来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游子，于这种相当于技工的职业，使我远离故乡、祖母；在人情风俗与南方迥然不同的皖北，看到了像中世纪《水浒传》上所描述的扎寨为王，农村落后，农民淳朴，盗匪蜂起等农村百态和社会的尖锐矛盾；也看到了江南水乡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状况；还初尝工资极低但自食其力的滋味；更感受到上层腐败，窝工克扣工资，造成职工生计困难，激起团结反抗；时值国难当头，还组织了读书、读报、通讯和研究时事的活动；我还学到了测绘的一技之长，两腿奔波，受到锻炼，肌肉发达。这些经历为我于1937年日寇侵华前后参加抗日救亡，参军革命(当炮兵，还用得着测绘技术)，不啻作了一些准备，打下了基础。
两年离家远行，我唯一的是牵挂我的老祖母；而祖母唯一牵挂的是远在北方的我。后来听说她时常依门而望，盼我回来，望眼欲穿。1936年正是西安事变之后的旧历年关，好不容易盼到阜阳、颖上一段测绘工作结束、要转移芜湖之际，我的归心似箭，想插翅赶回家与祖母欢聚。一路奔波念着：“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的自度曲，赶到风台已到了除夕之夜，只得与同行的同事合肥人周剑昭在一家回族老人摊棚吃点牛肉饺子过年。元旦一早乘淮河帆船到了田家庵(今淮南市)，转乘刚刚修成铁路的小火车到了合肥，在周家住下。我两年只有一件借人家的破棉袄。觉得这样回家见到老祖母一定使她伤心，就在台肥临时做了一件驼绒长袍，于正月初五经芜湖回到家门。祖母惊喜得老泪横流，嫂嫂在家带着四个幼小的侄儿女一同迎接我回来。此时日寇到处生事，国共合作信息到处传播，全国抗日浪潮高涨。我已同几位同学商量，如果日寇打进来，就准备自动组织武装抵抗。我已对测量常常窝工，受到一般技术官僚欺压，感到不满、厌倦，想另寻抗日救亡出路。后来打听南京郊区捷霞山有个汉民学院附中，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教育家任中敏主持，聘请了不少进步教师，我就考取此校。本来还考取一所由四川人办的私立国民中学，口试时一位老师赞扬我考得好，看我个子高、身体标准，和颜悦色劝我入这个学校。一打听这个学校条件差，我放弃了，而选择了汉民学院附中。这次选择十分重要，是我走上党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始，也是不久北上参加我军、转达延安的重要契机，影响了我的一生，证明在人生的这个重要关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人生集散，悲欢离合是谁也难以预测的。我的祖母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似乎她的身影和精神时刻都没有离开过我，好像是孔子的弟子形容他们的老师那样：“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我一生我常常梦见她。她生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死，但是不幸的事终于无可奈何地发生了。那是1937年的初夏，我正要上学，连学费除了我的微薄工资积蓄外，余数尚无着落，我不得不回家一趟想想办法。，走到安庆与堂姊八姐一同上小轮回家，她在船上透露“奶奶病了”。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位老人从来不病，怎么一下子病了?似乎有…种第六感觉，预感不祥。我不敢想到祖母的死，但也担心她万一去世怎么办。一种矛盾心理，对八姐不敢明说。我进入家门，全家老少以凝重的神情看着我，我一面想找奶奶，一面问奶奶在哪里?这时家人不得不说：“奶奶过了身(即逝世了之土语)”。我当时像魂飞天外，天昏地暗，茫然失措，一面口中还连着问“奶奶在哪里?”一面伏案痛哭不止。然后兄弟姊妹领我到了祖宗厅堂，只见棺材一口，我连祖母最后一面也未见到，更引起我的悲恸，伏棺嚎啕大哭，捶胸顿足。一切已无法挽回，我的命运已经注定。堂姊八姐其实在安庆已知奶奶因患隔食病逝世，但不敢在船上突然告诉我，怕我在路上太伤心，精神支持不了，所以只好让我到家看到这一切再说。全大家庭老少看到我还未成年就遭到家庭的这么多变故，莫不慨然叹息，寄予同情。我看到这个破家，实在一无留恋了，也在思考今后的前程。国难当头，上什么学?且第一年学费就成问题，以后三年如何交费?所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走哥哥走过的道路，参军、革命，下决心抗日救亡，战死疆场。所以我在家呆不下去，未等祖母出丧，我只留了六天，就拂然一别，远走天涯。我只在经过36年之后路经故乡；老屋已被1954年的特大水灾全部冲毁，标志着这个大家完成了历史任务而结束。从此我未见过家园；连祖母的坟墓、遗骨也未见过，过去的一切只能留在记忆里。我越到老年越对祖母充满一种从未有任何回报的歉疚心情，并且常人梦幻之中，不能自已。一位为子孙毫无保留地不吝惜一切，尽了一切爱心、义务和奉献的老人，不带半颗草去，不求任何酬报，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只留下她的高洁灵魂和博大精神在子孙后代心目之中，永不熄灭，永远注入到中华民族浩瀚如海的传统、美好博大的精神和浩然正气之中。
二十三 我以极大的篇幅着重叙述了祖母之后，应该接着写我的母亲。她虽然早逝，但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亲人也不能代替的。1931年水灾期间是她拖领着小姐姐、我和三岁的孙女先到石龙庵伯母的娘家躲灾。不久孙女被她母亲(我的嫂嫂)接到外婆家之后，母亲义把小姐姐和我雇一叶扁舟，过了龙感湖，到了西乡下岸左家坝大姐姐家投亲避难。姐夫张宜民正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放假在家。他有老父老母、一位长兄、两弟一妹。他的长兄在自营的杂货店管事，一弟上中学，一弟是个哑巴，心很灵，可以看家。他的大嫂儿女多，我大姐妇担负主要家务劳动，妹子还未成年，比较清闲。这门至亲还有叔伯多户，住在一起，有如我的大家庭，他们对我母亲尊重、客气，双方来往都讲礼貌。我这年不足十二岁，因失学，被安排到杂货店；因姐夫的父亲是位中医，杂货店内附设中药铺。我和依靠姑姑、姐姐生活的表兄、比我大四岁的黎光祖(他抗战前参加了革命)同时当学徒。我既站柜台，学着称秤、包船形包和菱角包，数钱、找钱；也到后台学着做各种糕点，也学着按处方用趸秤称药；都是在大师傅、二师傅、老学徒带领下干。光祖表兄与我是难兄难弟，情同手足，更是带领我、照顾我。我样样学得快，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欢。我用心看到老师傅制作手艺各个环节和要领之后，至今还熟悉制作麻酥饼、发饼、大小月饼、京果、蛋糕之类的全套过程。因在亲戚家学徒，在众目睽睽下，我必须更诚实，更守规矩，从不越轨；看到那些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糕点，即使嘴馋，从不多尝一口。一次大姐姐的婆母看着我站柜台，似乎有意坐在旁边考验我称秤和数钱有无差错，看到我心灵手巧，从未出错，还在母亲面前夸奖过我。有一次处方中有“二花”一味药，光祖和我遍找无数小格的中药药箍，也找不到，一下子难住了，不得不请教老伯(姐夫的父亲)，他说二花就是金银花，使我们两个小徒弟茅塞顿开。从此我也知道同一味中药像人的名字、别号那样，常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别名。
水灾期问时疫流行，也波及到这个滨湖的小丘陵地带，疟疾、伤寒蔓延开来。我都未幸免，先患疟疾，乍冷乍热。冷时打颤，盖两床被子也暖和不过来；一会儿身上又发烫，什么衣服也穿不住，俗称打摆子、发皮寒。发疟疾之后食欲颇旺，想吃东西，所以一般生命并不危险，后患伤寒则不同，持续高烧不退，直到神志不清，说胡活，多日不思饮食，粒米不进，所以生命很危险。俗话说“胀不死皮寒(疟疾)，饿不死伤寒”。实际上患伤寒而死的屡见不鲜。我小小年纪这两种病都经过，急死了母亲，由她日夜守候，两个姐姐协助护理。那时连金鸡纳霜、奎宁丸都没有听说过，幸亏老伯医道不差，较有经验，全靠中药间理，也靠我生命力强，大难不死，慢慢好起来了。真是万幸，否则哪有现在的我?
秋后，母亲又带我经过县城和五里墩百合坂老娘家，其时外祖父母和唯一的舅父夫妇已故，老宅破败，只得到母亲堂侄家歇脚。周围邻居一听说母亲回来，都来看望这位性情和善、人缘极好的“杏姑”。杏姑因母亲闺名绣杏而得名。她的堂侄我的表兄刘鹏千大我十几岁，也是乡村知识分子，这时在外谋生。破宅尚存，但家境困难。记得母亲在这灾害之年，还送了半袋米给表嫂和一群孩子。母亲不忘教我四书的宋继才舅父，专程带我到十里以外去拜师、看望，还送了一些土产、糕点。宋家舅父老夫妇热忱迎接，待如至亲。我深切体会来往亲友深受儒家影响，既重亲情，又敬师尊老，礼仪周全，很讲情义，这在现在恐怕已成昨日黄花了。
到了初冬，母亲带我们姐弟俩坐唯一的乡间交通工具独轮车，跋涉70华里，经过两天，渡过筑墩湖汊、长河回到老家坝头镇。现在坐公共汽车只需半个小时。我们经过之处，只见水退后洲地白茫茫荒滩一片，街上村庄尽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怵目惊心。母亲见了乡亲都不胜感叹，都说留了一条命的算是不错一了，至于家园、乡镇恢复，至少也得十年。在旧政府统治下，不但对救灾、重建根本无人问津，而且继续盘剥、压榨，其实十年也没有恢复过来，与现在根本无法比较。
回到老家，见到祖母孤零零一人，我们母子三人齐声喊叫一声“奶奶”，深涵着多少思念、牵挂和亲情，令祖母喜出望外，四人热泪盈眶，喜悦之情又制住丫眼泪。奶奶反复念叨：“母子平安就是万福。”奶奶搂着我，像老母鸡护卫着雏儿，舍不得离开。奶奶看到我伤寒病后，明显虚弱，本来健康活泼的我，精神不如以前，晚上增加了从来没有过的遗尿症，疼在两位老人心里。那时连三顿饭的米都缺，但是母亲不知哪里弄r两个鸡蛋，还有一把银鱼，在炉子上煮给我吃了；奶奶之后又不知何时留下一点白木耳，炖得稀烂，让我吃了。在我年幼之身补到点子上，竞发生了奇效，从此一生电没有后遗症。至今我不知应该如何感激这种深厚的两代母爱才好。我一想起银鱼煮鸡蛋和银耳汤就想起了我的祖母和母亲对我的抚爱。
不久嫂嫂领着四岁的大侄女和抱着半岁多长得胖胖的大巨永年回到祖母、母亲身边，更增加天伦之乐。到冬天年关，在外乡闯荡多年的哥哥也同到家园，更使全家异常欢乐。不过好景不长，大约半年之内，灾后各种时疫流行，尤其痢疾非常普遍，母亲没有逃过灾难，竟不治逝世。这次水灾长江流域淹死的据后来报道有十几万人，连时疫夺去人民的生命共有370万人。这与1991年淮河流域和1998年长江等流域的大水灾救灾及时，没有时疫流行，因救灾和生病死亡的只各有千人左右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我越到老年越怀念我的母亲，一想到她的和善、慈爱，对子女的教育、熏陶，特别是死得太早，死得冤枉，没有能在她生前作任何医疗和回报，就心里发酸，深感愧疚，眼圈欲泪；半夜梦见她，醒来泪水直流，不禁长啸一声，以求解脱。我13岁时，因我家处在江滨冲击平原，随时可能淹没，所以在祖母操持下雇了一条族人叶秀山的帆船，由两位族祖父叶金强、叶景成领我从厝屋取出父母两口棺材，经龙感湖送到万缘墩安葬。那时我上初中年幼，一切由两位族祖父安排。当我70岁前后才得知父母的遗骨仍在，换了一个地方，一起合葬在万缘墩王家屋幽清的…林里。我与一些兄弟子侄去扫了墓，百感交集，禁不住伏在坟上像在母亲怀里连声喊“妈妈”!!!从不易哭的我，恸哭失声，把几十年的思念感慨尽情地宣泄出来，什么也顺不得了。
当我记事时，我只见到父亲的照片和在野地里的一个石灰粉刷的白色厝屋，母亲常常带着我，孤独地走到野地厝屋前放声痛哭一阵，叩了头，默默地带我回来。有时电带小姐姐一齐去哭。又常在夜间与祖母等家人相聚，念叨父亲时饮泣。我因幼小还不懂事，但悲戚之情感染很深，总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雕在我身上无法抗拒，所以性格有点寡欢内向；与成年参加革命之后思想开朗、一无牵挂大不相同。
母亲娘家祖辈是书香人家，听说电有儿位在科举和仕途扬名的人物，但与我家一样是个大家族，到了外祖父一辈便急剧衰落下去了。外祖父只有一女即我的母亲；一子，即我的亲舅父刘照初，我刚记事时他到我家来过一次，看望母亲，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农村知识分子，不久便因急病逝世，舅母也在不久辞世，遗下一女一子。因家境衰落，只比我大五岁、非常老实的表姐我称莲姐便送给小孤山附近一家当童养媳，后来听说备受虐待，很可怜，不知所终。表哥我称毛哥，只比我大一岁，先跟随祖父(我的外祖父)读书，与我们姊弟同学，祖父逝世后就依靠堂叔刘仁初生活，务农。外祖母是一位博览诗文的老人。眼看家破人亡，变故无常，本来就信佛，从此就上了小孤山启秀寺，皈依佛门，以居士身份与尼姑为伍。她本来会做格律诗，在山上庙里做得更多。她的诗母亲和哥哥能背出不少，并欣赏外祖母的文才，可惜我年幼不懂，更无法记下来。稍长我记得哥哥背她的诗中，大多是慨叹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笃信天道轮回，虔事修行，寄望于来世。外祖母确实对坐禅(叫做打坐)修行和诗文下过功夫，但是不知怎么搞的，电许像现代气功走火入魔，或者是受到精神刺激，她不幸得了妄想症和梦游症。外祖父逝世后，她的亲人只有我母亲和她唯一的孙子我的表哥。我记得她住在我家时表哥不在她身边，她无时无刻不想念他。她总是戴着老花眼镜看着皇历和卜书，拿五个明钱(中间有方洞、正反不同两面的铜钱)来占卜，以预卜表哥现在何方，何时到她身边相聚，乡下说是她想孙子得了魔道。有一天夜晚，外祖母忽然发了夜游症，半夜跑出来到处寻芝麻和面粉，在我祖母和我住室的窗外，指着柜上的瓷罐要这要那，把奶奶和我吵醒。我吓得直叫，奶奶一面搂着我保护，一面应付外祖母。母亲唯恐吓着我，光着脚追在外祖母身后，把她拉走。第二天早晨发现，半夜外祖母竟一人在厨房做了几张芝麻饼，说是孙子要来，准备给他吃的，自己却倒头睡下了。等她醒来，她全然不知昨晚发生的这一幕。当她处于精神状态正常时，是非常和善、厚道、文雅、讲礼貌的，我家女辈老人非常喜欢与她在一起谈天、玩纸牌，相处极好。从此次发病后，她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回到老家后不久便逝世了。
外祖父逝世早她一年，是死在距我家十五里的复兴镇堂舅刘仁初家。母亲领着我去吊唁，还没有到目的地就一直哭到灵前。这位堂舅是外祖父的亲侄，家境较好。因我亲表哥父母亲早逝，年岁又小，所以堂舅对外祖父的丧事如同对待亲父，比较隆重、周到。堂舅一家对待我们母子之亲情与亲舅毫无区别。除了这次奔丧之外，母亲常领着大小姐姐、哥哥和我到堂舅家走亲戚，给我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二十四 大凡儿童都爱跟母亲走亲戚，尤其喜欢到外婆和舅家。我的外婆家很远，相距七十里，又已破败，所以母亲常把我带到仁初舅家走娘家。我从记事起，走亲戚第一家就是到这里。母亲一说要我和她一齐到“姆姆”(即土语舅父)家，就使我异常兴奋，然后上独轮车，乘渡船过河，经梁公殿(庙)到大江堤边。堤外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浩瀚奔流的长江。那时正是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春天，小鸟幼鸟在草地上、树丛中乱飞，唧唧喳喳，互相追逐，活泼可爱，生气盎然，与独轮车的叽叽呀呀的摩擦声相唱和，是我生命开始第一次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音乐。我巴不得很快到达我所憧憬的舅家，看看是什么样子。以后渐渐成长，我每次经过江堤边草地，都想起第一次随母亲经过这里的心情和景观。
舅父比母亲年岁稍小，但留了一撮胡子，是一位经营农业和合伙经营小粮行的有些文化、农商兼顾的基层头面人物。舅母是一位胖胖的、和善厚道的老人。大表兄刘家骏十几岁就善于务农，会使牛、驾车。我的亲表哥依靠这位伯父，如同亲父，他和小我两岁的表弟刘家龙囚年幼还在私塾读书。大表兄已有一位非常美丽、聪慧、能干的童养媳，我们称为“的(小的意思)罗姐”，还未结婚，舅父母将她和自己的女儿(我的表姐)一样待承，视为亲生女儿，一家非常和睦。两辈人都非常亲密昵称我母亲为“杏姑”。我在这里比在家的感觉还新鲜、快乐、舒畅，原因是舅父家是任道道地地的农村，虽是独门独户，邻里关系却很多、很好。他家有一排新瓦房，出门便是田野，一片广阔肥沃的长江冲积平原。他家养了三头水牛，是我家没有的，我每天由表哥们带着到牛栏，在牛卧着时骑在牛背上开始学着骑牛。牛很听他们指挥，有一套口令，叫它把头低下就低下，让我们小孩踏着牛的大角爬到牛背上；叫它起，它就先把前脚撑起，再起后脚，就这样可以骑出去了。开始在牛面前我有些胆怯，，几次试验之后，觉得牛很老实，愿与我们小孩合作，也就胆大了。骑着牛先要到江堤下一个水塘饮水，这时周围来了一大伙牧童骑牛来饮水。当牛在斜岸把头低下饮水时，我骑在上边快要溜下来从牛角上滑到水塘，把我吓坏了，幸亏表哥把我扶上，要我抓住牛背上的毛，不要怕。我看着其他牧童都在牛饮水时，仍在牛背上说笑自若，怡然自得，真佩服他们有本事。几次之后我也就适应了，不怕了。以后一到舅家就想骑牛，还到牧场和耕地里去玩，过着一种逍遥自在、自得其乐的牧歌式生活。我在水塘边牛饮水时滑下来的事不敢告诉母亲，怕她不让我下次再去。大表哥长大后，身强力壮，他能驾我乡一种大型大轮牛车运庄稼；有一次下小雨重载上坡，上不去下不来，用鞭子对牛抽打，牛也上不去。表哥急了，用蛮劲将带着两尖的铁叉硬住牛屁股上捅，捅出血来，牛疼得被激起，狠命使劲，硬是上了坡。我真佩服表哥勇敢、有力、有办法。
为外祖父办丧事，请了道士念经、超度；吊唁的人来来往往，几天以来热热闹闹。这时远近亲戚孩子五六个会聚一齐，并不懂得悲哀，却提供了尽情玩耍的机会。附近复兴镇上的小商小贩也来赶热闹，向小孩兜售糕饼、糖类和小型土制玩具，正受我们欢迎。舅父母对我们几个外甥特别优待，多给了几个铜板买糖吃。大人办丧事，小孩像过节一样。
有时冬天母亲带我到舅家，一次正是城里学校放假，哥哥和我大姨妈的儿子徐光耀以及母亲的侄孙比我大十岁的刘文槐从安庆回乡度假，都在舅家欢聚。每晚把伐下来的新旧树木放在大堂燃烧，舅父全家和母亲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和侄亲十几入围坐，一面烤火，拨着炒熟的大丰收的花生、尽量供应、食用，一面谈天说地，猜谜、打趣，浇说笑笑，半夜始散。如是者多日，那种风趣、亲情、天伦之乐，使我至今不忘。
这里补述一下，我在解放后得知，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对沮．东至县新四军七师工作，派他在地下做情报工作，不幸被捕，关谨复兴镇敌伪黑牢。敌伪有意让他在广场群众面前受电刑，以警吓群众，把他摧残得死去活来。他坚贞不屈的事迹远近传播。其间就是由舅父一家送牢饭，并在罚苦工在舅家歇脚时，由舅父母、表甩嫂屈意招待那些牢率，下面条，吃鸡蛋，说好话，求他们减轻对哥哥繁重劳动的重量，不要害死我哥哥。这种患难中的纯朴深情，我得知后十分感动。伪军营长徐卫桑对哥哥软硬兼施无效，要用石头与哥哥捆在一起来沉江处死。我嫂嫂拖了四个年幼的儿女，急得到处求人营救，每次都到舅家落脚，得到安慰和帮助。最后嫂嫂变卖土地、什物，借债、花钱疏通了徐卫桑之母，花了几十万伪币把哥哥赎买出来。哥哥从此留下了遍体鳞伤，也是先到舅家落脚休养，然后抬回家中，经过一大段时期才得勉强恢复。其间舅家倾注全力，花钱、帮助找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恩情，用什么尺度能衡量得出来呢?
解放后徐卫桑被镇压，县政府还请哥哥从北京回到家乡，参加了公审，看到厂这个卖国贼的可耻下场。我于1955年与哥哥一同经过他被关押和受电刑的监牢旧址，周围群众还记得这件事，我们兄弟抚今思昔不胜感慨。
外祖母是在距我家70里的五里墩百合坂老宅逝世，母亲又是用独轮车带小姐妇和我去吊孝。那时正是1927年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哥哥常驻在离这里只有五里的县城，领了几位友好电来吊唁，顺便看母亲和我们小妹小弟。外婆家虽已败落，但系大家庭，侄辈孙辈互相照顾，丧事也办得很热闹。母亲和我们住在人口稀疏的外祖母老宅。哥哥这时正23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一门心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等到出了丧，他和一帮青年友好亲朋带我到县城去玩。一共十人左右，一路步行，有说有笑，看到城东边鲤鱼山(即孚玉山)下的宝塔，有的人哄我，说第一次进城要磕头拜塔、拜城门。我从没有进过城，电从没有见过宝塔，以为是真要磕头。到了宝塔旁边我真准备上前膜拜，但哥哥小声告诉我，这足大人哄小孩，不用去拜，我才解脱出来，大人们哈哈一笑，就进城了。
进了城门之后经过老街，看到一些从未见过的门面很大的商店，如“万和”、“太和”等等，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十分繁华，尤其看到卖的糕点、糖类很多，正是我们小孩感兴趣的。然后哥哥带我住在叶家祠堂，内有客室，像是旅社。叶氏宗族委托一位陈鉴堂先生管理祠堂，他的儿子陈寿彭比我大五岁，后来在安庆六邑中学同过学。哥哥带我第一个去处是县党部，那时都是在国民党左派领导，有著名共产党员徐文藻、廖淑荣在其中，哥哥与他们在一一起活动。这次是参加一个集会，一进门，就看到张贴的大型宣传画和许多红绿标语。哥哥买了些寸金糖，把我安排在会场后座吃糖，他到前边去应付交往。他向来喜欢演说，我看到不久前他在我们坝头镇天主堂演说，不知讲到什么问题时声泪俱下，用长衫擦泪，泪湿衣衫。这次他又上台演说了。记得那时到处都见到孙中山像，不仅会场正中有，连住的地方和街上到处可见。我一个八岁的小学生，也要穿中山服，还在上衣口袋上别着扣子一样大的孙中山头像。在县城，看到商店鳞次栉比，住的都是砖房瓦屋，不像农村多是茅屋；新鲜事物很多，场面与坝头镇大不相同，使我大开眼界。哥哥带我在县城玩了好几天，然后把我送回母亲身边。母亲向他千口丁咛万嘱咐，要他在外边小心谨慎，不要像在安庆挨打闯祸；他有他的想法，哪里听得进去。母亲与老娘家亲邻互相道别之后，便带着小姐姐和我回家了。
我的哥哥在旧社会、在旧家庭是个“怪人”，是个“特殊人物”。是由于他对旧社会强烈不满、反抗，又不让农民交租；年关又在镇上警察局把关押的农民放出来，不惜冒犯一个当局长的亲戚。他被认为是“叛逆”，是“败家子”，是“神经病”。他具有高学历，也有祖辈家族的社会关系，但从不入仕途同流合污；视那些官僚、金钱如粪土，极端蔑视。他宁愿做一个为民请命、不顾身家性命的职业革命者。他在我童少年时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小时因早失严父，他对我百般爱护。全家族觉得他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同情弱者，与兄弟姊妹说笑幽默、诙谐，性格随和、乐观，都有好感，觉得他是个好人。我稍懂事时，知道他会演说、演戏、编戏、导演、做诗、画画、教课，善交朋友，觉得他多才多艺，了不起，常想模仿他。大革命时期我跟他到处跑，参加儿童团。到了十二岁他就在枕边向我讲共产党、红军、马克思、孙中山、朱、毛、革命与战争不可避免，灌输革命道理，带我到堤上群众中去锻炼，帮他送信，联络，受到革命启蒙。幼时祖父因书法有名，留下夹宣纸很多，哥哥常画水彩，又会画碳笔和宣传画，各套画具齐全，我也跟他乱涂，对美术发生了兴趣。哥哥积累的书籍很多，我常去翻。记得有《鲁滨逊漂流记》、《今古奇观》、《三国》、《水浒》及各种演义、小册，也有零星杂志。家里古书、线装书不少，我看不懂，不感兴趣，也不去翻，哥哥不主张我看古书。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向我说过，只对《左传》有些兴趣。另外，伯父家藏书更多，我对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因装帧好，喜欢翻一翻。特别是发现了一本一次大战图文并茂的书，凡有图片、照片的书特别喜爱。以后哥哥专为我买了一种上发条、机械能飞的彩色鸟给我，还有积木，上有司马光破缸救友和孔融让梨；还邮订过上海出版的《小朋友》，图文并茂，还在桌上灯下，让祖母、母亲、嫂嫂、姐姐为我讲解，使我很感兴趣，得到祖母和母亲的赞赏和鼓励。
二十五 我出生后在襁褓中智窦未开，长大后只能由大人告知婴幼的轶事。母亲告诉我：我是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年农历闰七月卅日午时出世。外祖父那时住在我家，头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母亲房子蜡烛辉煌，所以把我的名字命为光亮，我一直到参加革命才改为尚志这个名字。外祖父母和母亲都迷信，我出生之日正是九华山地藏王生日，认为吉利。父亲并不迷信，但顺水推舟，又将我命名为光新。因为所谓地藏王其实就是唐代朝鲜(新罗国)来的王太子金乔觉出家到九华山，圆寂后被封的佛名，故命我名为光新。据说因我是母亲生下的最小一个，母亲乳汁不够，就用红薯粉补充，还请过一位逃荒妇女喂过奶汁。我的犬姑(娘娘)对我十分疼爱，她回娘家，因我母亲正逢家务月值，劳作太多，不能分身，便由她代替照顾我，一面唱乡下童谣，一面摇我在摇篮里睡觉。突然我大哭不止，母亲闻声跑来一看，是我被帽子遮住了眼睛，由于火姑这时眼睛哭瞎，看不到，我越哭，她越摇。还是母亲来了才了结这一幕喜剧。又据说我一岁多，父亲抱我到街上去玩，在茶馆里，有的亲友送条糕给我，我来者不拒，送一条接一条；送第二条时我就用另一只手接；人家送第三条，考一考我如何处理；我本能地夹在腋窝里，那两条仍紧紧握着，惹得父亲和亲友大笑不止；父亲回家大肆宣扬我这次表现。
我的母亲对我最人的感染，是她慈爱善良，心地纯正，助人为乐，性格温和。他受外祖母影响，虔诚信佛，并受儒家影响很深，注重积善，积德。她是一位典型的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一切言行举止都离不开她所受到教养的佛家、儒家的规范，律己极严。她不仅在口头上从不做亏心事，在行为上也从无害人之心。她甚至不敢看杀猪、杀鸡，家中有人说她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人家求她的事她总是有求必应。一次我上小学在街上遇见一位远房舅舅刘馨山，想找母亲借一斗米，回来我如实报告；她说我家再穷也要帮帮这位远亲，要人把米立刻送去。那时不论丰年灾年都有人登门讨吃，母亲总要匀一点饭菜、食物给要饭的，没有一次让人空着饭碗回去。母亲的善良赢得了大家庭、亲邻和所有交往的人的称赞，在人们心目中是有名的好心善人。
母亲对子女从来都是诱导、教育、感化，从不训斥、打骂。前述讲历史、说故事、说戏文在文化上给予听讲人和我们子女熏陶和教化，还专门给两位姐姐教读《龙文鞭影》、《女子贤文》、《朱子家训》、《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册子，我因年幼，在旁边也能听到一些。我小时不太顽皮，属于比较听话、守规矩的孩子，乃至我上初中在成绩单上对我还有“性温气和”的评语，这与母亲性格的遗传和感染也许有某种关系。但我毕竟是男孩，到一定年龄也有一段“七岁憨，八岁顽，九岁十岁狗也嫌”、贪玩调皮的时候。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事惹得从不生气的母亲也生了气，可是她并不打骂，而是拿着一只鞋底在我屁股上是象征性地拍了两三下，当然不痛不痒；拍了之后我反而笑了，小姐姐在一旁也笑了，母亲也笑了。我一生就遇上这一次母亲“打孩子”，实在是一种极为特别的教育孩子、责打孩子的方式。顺便说一句，祖母教训我严厉得多，偶尔有过责骂，但一生也未打过我一次。她骂任何人只有一句：“你这个活鬼。”我家老少约定俗成从来不骂人，不讲粗野脏话，电不打人：但是哥哥却打过我一次。因从我一记事时起他个子义高又大，在我心目中他是大人。我又早失父亲，所以大家庭中人们都说长兄当父，长嫂当母。哥哥对我是很爱护的，他学过高级师范，善于教育儿童，但有一次因他要我做日记，因我贪玩，隔了好几天，竟忘掉了。一晚他发现后发了火，我讲不出道理，他就拿竹棍条真打我，把我打哭了，我只得往母亲怀里钻。他还要我招认为什么忘了做日记，他脾气犟，招认不出来还要打。这时妈妈心肠特别软，就哭起来，叫着哥哥的小名说：“训佬(哥哥又名守训)，买(小弟的爱称)从两岁没得爷(父亲)，你能下得了手打他吗?你要打就打我吧!”这时祖母电赶来了，隔壁上大学的旦初哥和三伯母电在窗户上看，他们都劝哥哥不要打我，但要我好好做日记。姐姐听到母亲哭，电哭了；祖母来了之后哥哥也有所顾忌。我心想他再不会打我了，胆子也壮了起来；又一想是我惹的祸，也有些羞疚，反而不敢哭了。哥哥是个硬汉子，很不易哭出来，但面对这个场面手也软了，心电软了，就此一场风波才算结束。我平常每晚跟祖母睡，这天祖母特许要我跟母亲，由她搂着我睡了一晚，心里的创伤才算平复下来。这件事过去有73年了，别的我都淡忘了，不会计较，唯独我母亲那颗慈爱、善良之心，使我刻骨铭心，永不能忘。
我从记事起母亲就领我看草台班演戏。我家处皖鄂赣交界，戏风很盛。那时有不少流动戏班分为京调、汉调，或京汉调兼擅及黄梅采茶调等，在乡镇巡回演出，大都是赶庙会，由当地出资，一清就到。我家背靠一条小河，河东岸梁公殿(庙)搭台露天免票演戏，连续要演七大，镇上和我家男女老少蜂拥前往，穿红戴绿，热闹非常，像过节日一样。戏场卖吃食的、卖玩具的、卖花的、测字的、押宝(一种猜赌)的、拉洋片的都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孩子尤其有吸引力。母亲懂戏文，是个戏迷，几乎天天带我和家里各房的人去看。看戏人都是站着，但也可以搬椅凳坐着，所以母亲可以坐着，妇女儿童总是围着她，要她说戏。我记得看过姜太公钓鱼、走旺运、仆妻，文王访贤，郭子仪拜寿，打金枝这些戏。后又在我家隔壁菩提庵广场和镇街上一个马场搭台由类似的戏班演过戏，母亲带我更是近水楼台，每场必看。
草台戏看过之后，每年夏季傍晚我们大家族都聚集于打谷场乘凉，妇孺凡爱听故事的都围着母亲听讲历史故事，这种夏夜也是孩子们猜谜利做各种游戏的最好机会。
有一种游戏叫做“操羊”(土语操即拦与抓之意)。在月光下，由一个大孩子领着保护一帮顺序牵着衣角的小孩，由对面一个大孩子来抓最后一个小孩，叫做小羊，一个一个抓完为止。又一种游戏叫做“踩影子”。在月光下，小孩互相踩身影，躲来躲去，踩来踩去。谁的头影被踩着，谁就输了。
还有一种游戏是“游鸭儿吃食”。男女小孩混合分为两边，孩子们自己拟为小游鸭，一边一个大孩子领着对喊。对喊都是浅显的童谣，很像广西壮族歌墟对歌，可以即兴发挥，一直对答下去。最后大孩子带两边的孩子都用双手拿起一条腿，用另一条腿跳跳蹦蹦，齐声学着小鸭嘎嘎地叫着撞腿会合，作吃食状，两边欢聚，乐呵呵地结束。我家在湖边，游鸭儿是野鸭中的一种很小的品种，娇小可爱，常飞到池塘，成为乡下儿童的好友。
上边这些游戏项目，很可能是孩子们自己刨造的，在夏夜乘凉时相沿下来，增加了不少乐趣，为我们儿时所喜爱。
另一种游戏是“造阴沟”。是我和儿个年龄相仿的兄弟看到石匠从家中的天井造阴沟通到室外模仿出来的。在池塘边先挖一条几尺长的弯弯曲曲小小阴沟，通向池塘，上边盖上瓦片和泥土，就成了阴沟。然后用碗舀水，在阴沟的一头灌水，水如灌不通，就翻工修整；直到灌通，让水一直流到出口，流入池塘，就算告成。孩子们就欢呼雀跃、拍手，如同庆祝胜利了一般。
回想起来，我童年在乡镇玩的花样可以说真是丰富多采，且都是就地取材，按乡下的老办法，相沿成习，或自己创造，自得其乐。记得我童年时代天气比70年后要冷得多，冬天常常结冰可以在池塘里滑行。还可在一些低矮屋檐下把结的冰条(叫做“凌钻”)敲下来玩。还在官厅门口堆过像罗汉一样的雪人玩。大地无冰时期用瓦片投入水面，比赛看谁的瓦片浮出跳得最远，叫做“削撇”。还有用很细的高梁扦前边绑一根洋钉作箭簇，用一竹片和麻绳作箭弓，对蓍假定的目标玩射箭。至于玩风筝则是跟着大人学，跟着玩。乡间有“打梭子”、丢格子和打趸的游戏。还有“捉蟋蟀”、“玩金铃子”、“捉纺织娘”、“抓蝉”、”捞虾”等游戏活动也是丰富多采。在冬春风和日暖之下，或夏季去田野、河滨之间，孩子们玩得兴趣盎然。另一种玩法，是在过年看屠户杀猪全过程，不啻上了一堂解剖课，很好奇，兴趣十足；屠户扔掉的猪尿泡(膀胱)，我们拾起吹起来，用棉线捆起当小皮球来踢；与后来在中学踢的小皮球功能差不多，玩起来兴趣特别大。还有一一种玩法是雕船，有的大孩子手很巧，找一块很厚像书大小的木头，用手工刀挖空雕成船形，分成格子表示船舱，中间安上桅杆和布帆，多的可安三个桅帆，前边用粗铁丝做成锚，后边有可活动的舵，雕工很细；有时还在船体上涂桐油，颜色光洁好看，形状与一条精制的大船一样，惟妙惟肖。然后放在盛水的木盆里，也可放到池塘里玩。年岁小的孩子非常羡慕，傻看不离；回家也仿造，不过就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精细了。
二十七 童年时期，我们孩子热衷于玩的兴趣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几个孩子有时背着大人到很远的荒芜人烟的湖滩远足，饿了就啃生红薯；还到野地干沟里搭棚，上顶青天，下踏草地，晒着太阳，自由自在地尽享田野天然之乐。有一次在夏季不知怎么在野地被我们四个孩子发现一个灌渠，直向河外有一个石板做的涵洞，正好可以钻进孩子，里边水流清澈，流入河里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我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感到新奇，十分好玩。于是把衣服脱光，钻进去戏水，竟然舍不得离开。现在回想，实在太冒险，如被急流把我们冲到尽头，就会被奔腾的“瀑布”冲走，葬身鱼腹；但那时懵懂，玩时是不顾一切的。有一次真正遇到了危险。我们七八个小兄弟过一个急流奔湍大沟上的独木桥，多数人顺利迅速通过。比我小一岁的光莹，眼睛自小有疾，视力不行，他用一根树枝作拐杖踏了空，一下子掉到急流中去了。吓得我们几个小孩直哭，直叫，把圩里的一位农夫惊动跑米；只见光莹在激浪中浮沉几次，以为准淹死了。不料奇迹竟然发生了，光莹被浪冲到对岸一个草滩上，他竟没有死，只是喝了不少水；慢慢缓过气爬起来，呕出不少水；我们扶着他走了一二里，回到家中。我们害怕得要死，生怕大人责打。想不到他母亲(我的十二婶)接着，只知谢天谢地，谢祖宗谢神灵，说这孩子早就算命有灾，幸亏菩萨、祖宗保佑，逃过一劫，认为是命定的，也不责备我们和她的儿子了。我家居楚地，民间相信人的灵魂遇到灾病或受惊会与身体分离，所以有晚上叫魂即招魂的习俗。这次婶母就为光莹叫魂。由她在屋外喊被叫的人名，叫他回家；后面跟的下辈就应声，“回来了喂!”一直喊到受惊、患病人床边，起到一种精神安慰作用。我母亲也给我们子女喊过。因我家是水网区，常常见到孩子戏水淹死；自此以后，祖母、母亲不准我戏水，以致使我不会游泳，不无遗憾。
小学假日，我也常与乡镇的牧童结队玩耍。在我家和乡镇北郊一块空地，是义坟和葬和尚修起的塔形浮屠之处，现在修建了镇上的中学。许多放牛娃不约而同地到这里放牛，在阳光煦和的草地上，孩子们唱着童谣、山歌，打打闹闹，尽情游玩，天籁无猜。不知哪个倡议，要学南军和北军打仗(北伐时称北伐军为南军，军阀队伍为北军)，立即得到响应，马上分为两个阵营，自由参加。然后由大孩子当总司令，一声令下，先用土块袭击，后以身接触，“肉搏”撕打，也有打哭的，但无重伤。打到不得开解时，越打越疲惫，没有劲了，自然“停火”，又言归于好，说笑唱歌；到夕阳西下，才牵着牛纷纷回家。这一、幕使我看到牧童的天真、粗犷、团结和勇敢的天性，也是使我难于忘怀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四个年幼兄弟，算我最小，跟在后边，不知不觉到了不知谁家的…一块萝卜地，拔生萝卜吃。正当中午，远处土台上一位农妇喊人吃午饭，夫孩子光美哥和光瑜哥，一听不好，以为足人家喊人抓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带领我们拔腿就跑。跨过一条干沟时，他们三人都跨过去了，轮到我时，因干沟被杂草掩盖，看不到地面，我心慌，用力一跨，不幸把右脚蹩进一个小坑，白小腿骨折了。我怕那位农妇追来抓我们，电不觉得疼，慌忙再跑，但右脚越跑越不听使唤，像个软皮条一样，一走一歪，实在走不动了。一停下来，就疼得揪心，只好由大孩子二人挟着我的两个胳膊，把伤腿悬起来用一只脚走。那时不知这就是骨折，幸亏这时发现农妇是喊人吃饭，不是来抓我们这些孩子，所以他们挟着我一瘸一拐慢慢到了家门附近。不料迎面正碰上我哥哥从学校出来，回家吃午饭，面对面看到了我；我怕他责怪，但想躲也躲不掉了。他一看我的腿断了，也没有责骂，就抱我回家。祖母和母亲一看闯丁大祸，更是急得团团转，厅室里挤满了家里的人，问这问那，满屋沸腾。当即由长辈商量，由哥哥背我到街上周毓仁郎中药铺诊治。他说骨头全断了，他不是伤科医生，没有把握，只能用香烟条合的硬纸把骨折处包扎起来，外边用带子捆住，再请跌打医生诊治。然后祖母、母亲、哥哥打听距我家15里的洲头镇有位祖传跌打医生吴春台，会治伤、接骨。祖母当机立断，第二天便雇一小船带我赶到洲头镇。吴春台是一位50多岁的伤科土医生，既无药铺，也无门诊室，一切诊治都在他家堂室。他用手摸了摸骨折处，马上笑着对祖母说，骨头是全断了，不要紧，可以接上，包扎起来，吃些麻油拌饭，两个月内不要动，孩子小(我只有七岁)骨头长得快，休养一段就会长好。吴医生真有经验，有本事，他从容不迫，在我腿上摸来摸去，摸准了骨头断的地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不要怕，不要紧，电不给我打招呼，猛然把折断的腿骨上下两节对上，我疼得哇哇直哭。他然后说，不要哭，好了；又继续摸摸折骨对口的周围，用白布包起，再用早已准备好的约三寸长的短竹片竖向夹住骨折的周围，外加农村用的一种扁形带子，把骨折周围的竹片捆起来，说“都好了”，治疗结束。奶奶和吴医生聊了一阵，得知他是从县城附近山区搬来，祖辈治伤，只传儿子、媳妇，不传女儿，以防技术专利落于外姓人家。这种代代单传的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长期保住全家的饭碗。奶奶托人背我上船回家之后，便遵照吴春台的办法，让我白天躺在奶奶的躺椅上，常吃麻油拌饭，全由祖母、母亲护理。如此让断腿休息了两个月，竟奇迹般长好，可以下地走路了。有人说下雨天骨折处会有酸疼，但我从此一直没有一点痛楚和异常的感觉。我后来东跑西跑，到处闯荡，干测量、逃荒、躲难，参军以后行军作战，一生都未受这次骨折之累，我不能不非常佩服吴春台这位土医生医技高明，治法正确，合乎科学，万分感激他施惠于我一生的救治。我也感激对我恩深似海的祖母、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操心、护理和无条件的抚爱。否则我会像在农村常见的那些腿骨扭曲的瘸子，残疾终身，窝窝囊囊活在世上，很可能无声无息，对社会作不了任何贡献，反而成为社会的累赘，终我一生；或者早就经不住74年的风风雨雨袭击与狂涛巨浪的颠簸，带着终身残疾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
二十八 我的家乡地处吴头楚尾，荆楚文化风习相传较多，也有吴越文化风习遗存；又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交汇之地，相传下来的华夏文化风习更是不少。
阴历二月二日是花朝节，也叫做龙抬头，据说是百花生日，又是瑞龙光临之日，有迎春之意。这一天群众不过只在口头上念叨，没有什么表示。三月三日看鬼火。入夜人们到屋外看义坟上的鬼火，其实是死人或动物骨头在春气上升时发出的磷光。有的人看到了，就大肆喧嚷看见鬼火了。我小时候怕鬼，不敢看；大人电禁止小孩看，所以从未看到过鬼火。在乡下，特别是夏夜乘凉时，大人说鬼成风，说得活灵活现，令孩子们恐怖。解放后此风才有极大改变。立夏这一天全家老少都要用大秤称体重，就像现在用磅称体重，看每年体重的变化，是一种具有保健意义的古老习俗，也很有意思。
我在童年印象最深的是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划龙船。乡下并不知是纪念届原，只是相沿成习，过节看热闹。这天全乡镇成千上万男男女女，都涌向镇上的河边，妇女儿童都穿新衣，妇女头上扎花，儿童还戴新帽子，胸前还挂有妇女自制的红红绿绿各种式样的小香袋，其中装有五香粉末，说是辟邪的，戴着去看划龙船。龙船与春节时的彩龙船不同，这是真的，那是纸扎的。船头往往扎上一个龙头，船上十几个人都打赤膊、持桨分坐两边，两人在前边击鼓敲锣，固定锣鼓点是咚、咚、锵、咚、咚、锵。儿条：坨船在一声令下之后，就随着鼓点动作整齐地划起来，先慢后快；船尾往往由一位老者站着掌舵兼指挥；划出二里左右，往返多次，决出优胜，奖励糕点。一次总要玩大半天，这是儿童最感兴趣的节日。端午日一早每家门上插上菖蒲，所以五月叫做蒲月。还把雄黄拌水洒在各个角落，说是为了杀蛇虫蚂蚁，并涂在孩子的光头上，说是为了辟邪。这天敬祖例行叩拜之后吃午饭，喝一点雄黄酒。午餐一定要吃粽子和新腌好的成鸭蛋、咸鸡蛋。这一天镇上中药铺为了拉关系，总要向传统客户送一大包五香粉末和洗涤消毒用的草药，都是便宜货，上边贴上药店的字号，起着广告作用。
我们邻县是湖北黄梅，与我县都是革命老区，一有灾年，群众纷纷出来逃荒。有的以唱黄梅调谋生。现代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宿松一带，加工于怀宁，成熟于安庆。我们幼时看到的黄梅调不过是行乞人唱的；现代的黄梅戏发展已登大雅之堂，今非昔比了。农村还有一种唱莲花落和道仙简的。莲花落是手持一根空心竹子，穿些明钱，在身上拍打，发出响声，配合演唱。道仙筒是用一根短竹筒，一头蒙上蛇皮，用手敲打、演唱。两种艺人都是为了行乞。还有一种挑牙虫的，是逃荒的农妇为了谋生，说是给农民、农妇从牙缝中把牙虫挑出来，用一根针挑得牙龈出血。其实是个骗局，故意在牙血上做手脚，弄些白芝麻类的东西冒充，农民信以为真，以为牙虫挑出来了，牙病便好了。黄梅人专于此事，解放后才消失了。
阴历七月半是盂兰节，也是乡俗鬼节。这天除了敬祖叩头、午餐吃新长火的子鸡之外，预先还为已故的四世祖以下亡灵考妣用黄纸做好大信袋一样的纸包袱，内装纸钱金银元宝，到夜晚集中在门口广场燃烧，叫做“烧包袱”，是为了赠给亡灵“使用”。如烧时有风，刮得包袱灰烬乱飞，那就说是有鬼抢钱，不吉利，大家围着挡一挡，避免吹散。
我家隔壁菩提庵往往在盂兰节乡镇公产出资、筹办，请道士做法事，超度本乡亡魂，敬神、驱鬼、禳灾，其规模视年景丰歉不同；有时要搞七八天，节目很多，非常热闹，也是儿童最感兴趣的节日。我们这一带人是从徽州经江西迁徙过来垦荒的占多数，所以道士都是清一色的江西湖口道士，是张道陵(称为张天师)系统的“正宗”。这是江西道士搬出“十八般武艺”的机会。来的道士一大帮人，多时总有一二十人，由大道士领衔，穿卜法衣，戴上像古装那样的屋顶形道士帽，在庙内向观音、罗汉、韦驮．火神、龙王这些菩萨念经敬拜，佛道掺杂，有些不伦不类，人们也不会深究。我们儿童总喜欢站在周围观看，看到燃香点烛，红白蜡油淌下一大堆，就取下来做各种形状的小玩艺来玩。道士有一个节目，是念了一段经之后把一只公鸡在菩萨面前的香烛上绕一下，把它的头硬是拧下来，以鸡血醮在黄表上祭神驱鬼。
妇女儿童最感兴趣的是道士祭幡。在池塘边竖一长杆，上边用一长白布幡挂起，幡上写一些符咒，随风飘扬，意在驱鬼、禳灾。庙前广场中央置六张方桌，按三、二、一搭成宝塔形，上边还放一张椅子，共四层，椅上平铺白土布牵出，与四周的四张方桌联结起来，显得壮观，象征高山峻岭，滩河桥梁，神鬼交通之处。一到入夜，由一个领衔的道士领着众道士念经，像说书一样，把日常生活、道教迷信与经文互相掺杂，敲锣打鼓，互相唱和。记得其中有十殿阎罗如何审判，对付恶鬼；还有历数十月怀胎艰辛，教人尽孝。道士善于利用妇女的心理说唱，使得妇女们最喜欢听。最后出现五个满脸涂彩化装、拿着响叉的鬼差，叫做武猖，跟在一个拿着宝剑和令旗的道士身后，绕着道场四角，一面领唱，众道士应和，一面绕场巡游。武猖中的第一人，拿一顶纸糊的高顶无常帽子，等领唱的道士快唱完想跑掉时，拿着高帽的武猖就追他，一直把他追上，把高帽戴到道士头上，逗得大家哄笑，高潮就算结束。这也许是道士故意逗乐，引起观众兴趣的一种噱头。第二天五名武猖拿着响叉挥舞，哗哗直响，口中“喔，喔”，到乡镇各户人家各个角落用响叉去戳几下，意即驱鬼。群众普遍迷信，相信武猖是专门对付鬼的，所以受到人家的欢迎，可以穿堂入室。我们小孩好奇，常跟着武猖到处跑。有的武猖到农家鸡窝里乱戳，弄得鸡飞狗叫，见了鸡蛋就住口袋里装，即使被主人发现，也不敢干预，以为得罪了捉鬼的武猖就不吉利。
盂兰节最末的一个节目是放荷灯。夜里由一些提着纸灯的人照明引道，道士倾巢而出，伴着锣鼓，沿路念经。从庙里到街头河边总有二里路，跟随的人看热闹，自由参加，不计其数。到了河边，人们把预先用纸折好糊好的红黄蓝白绿色的敞口荷灯(只有小饭碗大小)里面灌些植物油，点着灯芯，一个一个放入平静的河床里，在月光下，一时成百盏五颜六色的荷灯与水光相映，随波荡漾，令人赏心悦目，然后观众尽兴而归。盂兰节至此不宣而告结束。这是我儿时在盂兰节看到的最后一景。
八月中秋，也是一个大节气，但没有盂兰节热闹。乡间主要忙于收获，并无大的动静。但是我们小孩最感兴趣的是能够吃月饼。月饼与现在大城市的很不一样，农村当然做得没有那么精制、高贵，但都是大而扁的，大小不一。大的月饼像一个大铜锣，小的也有月亮般大，如果把大小月饼垒起来，很像宝塔。月饼两面都有白芝麻，有的在芝麻中间嵌有中秋、福、寿、长命百岁等用各色芝麻嵌的字，字有红色、绿色、黑色多种。年景好时，我们大家庭一些孩子用两条扁担捆住，抬着一只小方桌或椅子，上边摆着月饼、面点、蔬果，到室外对月膜拜，叫做赏月。有的中秋夜，由我们家族未出嫁姑姊，到本家菜园里“摸秋”，摸到的茄子、冬瓜、辣椒等等，拿回来做成小男孩，茄子当头，丝瓜当手脚，冬瓜当身子，尖辣椒当男孩的“小鸡”，有时还预先做好小帽、小衣、小裤，把男孩装扮起来，送给没有男孩的嫂辈。大房的大嫂，生了四个女儿，就是不生男孩，姑姊们有一次中秋夜一齐簇拥把摸秋组装的男孩欢欢喜喜送到盼子的这位大嫂家里，全家老少十分高兴。但这位大嫂终生没有生子，这不过是大家庭的一桩作乐趣事，作为民俗记下来而已。
中秋过后，九月九重阳节，说是要登高，其实在我们家乡平原无高可登；此节也无敬老之说，所以也就没什么表示。一直到过年(已如前述)再无重大节日。
此外引起童年兴趣的是乡镇婚丧红白祭祀喜庆之事，也是有声有色，各有千秋。但是在我童年，那些引起童趣、铭刻于心的经历都是在水旱蝗灾、兵荒马乱的夹缝中度过的。任何人都有一个童年，都离不开父母、亲长和哺育他的那个特定的家园。我的家园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一种，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具有时代、地域与中华民族特征的一个旧家庭典型。它的形成、兴衰和解体都具有其必然性，一切现象都不过足一种历史的过程。现代不会再有那种大家族了，如同新陈代谢，火细胞死亡，分裂为许多小细胞了。家庭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社会学主要课题之一。至于许多民俗，都有其来龙去脉，群众义不断创造，相传已久，反过来又溶人群众日常生活中，影响深远。其中既有人民性的体现和陶冶民族优良素质的一面；也有不少封建、落后、迷信的糟粕，是人民素质的负面体现。解放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改造旧社会，大大促进了移风易俗的进程；但与任何社会大变革一样，不免也有破得过头的地方。直至现在，民风民俗仍然处在新旧转换、急剧变化的过渡之中，有些旧的仍然需要革新，有些新的还有待于不断创造。如何引导民风民俗向精神文明、科学、进步、健康完美方向迈进，恐怕需要好多代人进行研究、探索和实践。今后的进步、演变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这一辈人只能企盼、祝愿，却是很难目睹的了。
|
|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匿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