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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宿松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县城出了不少画画的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高校执教者，就有我(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尚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熊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陈庆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王经杭(安庆师范学院美术系)……等等，此外还有毕业后回到家乡的王孟鸣、何松萍等人。倘再联系到近年来由这里走出的数量众多的美术高考大军，宿松真可以称得上是“美术大县”了。
若追溯起来，宿松美术人才的种子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三位先生播下的，他们分别是：程嘉瑞(1932-2002，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美术系)，苏炳谷(1943-，六十年代毕业于安徽省艺校)，刘楼堡(1944？ -，六十年代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美术系)。这三位先生均是科班出身，“文革”前先后分配到宿松县电影院、文化馆工作，为这座偏远的小城带来了美术的火种。
我于1968年由合肥下放至宿松时，年方十七，孤身一人浪迹乡野，起初并不认识三位先生，只是独自摸索着瞎闯乱画。 1971年，我的一幅作品偶然在《新安庆报》上发表，署名是“宿松县虞岭生产队李向伟”，这引起了几位先生的诧异和关注，但他们却不知这“李向伟”是何许人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再后来，随着创作经历的增多，我常去文化馆和电影院请教，一来二去，便与三位先生熟悉了，对这些科班出身的前辈自然是恭敬有加。在此后的创作中，尤其受程嘉瑞、苏炳谷二位先生指教最多，他们予我这流浪于异乡的知青的关照，令我感念终生。
自1973年起，我被省出版局抽调，赴省里参加美术创作学习班，并连续三年有年画、连环画出版，作品陆续在新华书店和报刊上发行，可谓出道较早，小有成绩了。但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始终被美术院校拒之门外，只能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奔走于宿松与合肥之间，坚持绘画创作。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终于结束。此后一段时间，虽然国内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乍暖还寒，但人们毕竟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文艺界的氛围亦日渐宽松。第二年初夏，县里为了抓创作，出作品、出人才，由文化馆发起组织了一次美术创作学习班，指派三位老师带队，地点选在趾凤公社。我作为重点作者，自然参与其中。那批业余美术学员中，就有何松萍、王孟鸣等人。其中最年幼的是尚可，当年只有十四岁。在整个学习班里，我的身份似乎有些特殊。对于三位老师而言，我当然是学生；但对于其他学员而言，我又因出道早、年龄长，而被视作老师。松萍他们便一直以"老师"称呼我。趾凤坐落于凉亭山区的山坳里，那里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农舍古朴，草木葱茏。当时学习班借驻的教室便紧挨着趾凤河畔。白天学员们伴着潺潺溪水和关关鸟鸣勤奋作画，晚上则三五成群漫步在山野里，谈天说地地闲聊，或者对着晚霞或星空，象狼一样地狂吼高歌。三位老师和二十多名小学员们便在这青山绿水的怀抱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那段日子至今思来，仍像梦里的诗篇，令人追怀不已。我想，宿松人画画的热潮和批量人才的培育，大约就始自那个时期。
那年底，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消息传来，我们这些业余学画多年的发烧友们无不兴奋异常，迅即投身到复习迎考的紧张训练中去。当时，宿松县城里以电影院和文化馆为据点，自然形成了两个美术学习小组。程嘉瑞先生在电影院工作，他领着一帮学生在电影院的阁楼上画；苏炳谷先生在文化馆工作，文化馆的院子里自然形成了另一个小组。刘楼堡先生似乎没有固定的学生，他随意往返于两个小组之间，偶给学生们一些指点。当时这两个小组的成员们都如中了魔一般，找模特，画素描，画速写，背默写……像比赛似的铆着劲，没日没夜地拼命作画，在县城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学习美术的热潮。那年月，国内尚无“高考补习班”一说，老师们也不收学费，大家全凭着对艺术的痴迷与狂热，自发地聚在一起，切磋画技，交流心得，一心只想把画画好。如今想来，那种"为艺术而献身"的傻劲儿何其单纯可爱！师生之间的关系亦不因学费问题的干扰而显得格外纯真。
几个月后，随着复习训练的进展，每位学员的个性特点、画风及水平也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拉开了距离。在众多学画的青年中，何松萍是进步较快的，他的观察之敏锐，技法之灵动，均明显优于他人，渐渐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正是凭借着此番训练打下的扎实基础，为他日后考取大学埋下了成功的基因。
1978年初，我这个流浪了十年的超龄考生与松萍等辈年轻人一道，怀着忐忑与憧憬的紧张心情踏进了考场。当时由于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国内积压了十二年之久的适龄青年已达上千万，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记得那年美术考生的报名与录取之比例高达二百至四百分之一，即二百至四百个考生中，才有一人被录取，远远超出“百里挑一”的难度。是年秋，安徽省美术高考名单揭晓，我与何松萍被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录取。那一年，安师大在全省仅录取了二十名美术考生，而宿松便占了其中的两名。这件事在当时的县城内亦成为人们一时的谈资。
松萍比我小七岁，此前他一直对我以“老师”相称。入学后，我俩成了同班同学，他对我的称呼却一时难以改口，因而略有些尴尬。不久，我被委以“班长”头衔，他便顺势改口，称我为“班长，这称呼一直延续了四年，直至毕业。
按照我们当时四年本科的教学大纲，头两年是专业基础课，学习素描、水粉之类；后两年则分为油画、国画、版画三个专业。两年后，我选了版画，松萍则选了国画，专业不同，教室、寝室亦不在一处，彼此的接触也渐渐稀疏了。但他学习的勤奋及造型基础的扎实，我是了解的，即使在当年高手如林的大学里，他的水平亦可算得是优秀者。尤其是他的水墨人物和速写，那造型之精准，线条之灵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2年毕业时，我留校任教，松萍则回到宿松，在县师范教书。此后数年，由于各人都忙于自己的生计，彼此亦少通音讯。不久，我从别人口中得到他去世的噩耗。他英年早逝，确是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的。我想，以松萍的禀赋，天若假年，他在艺坛上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如今，这一切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
时光如飞。转眼间松萍离开人世已二十年了，当年教我们的程嘉瑞先生也于2002年因病去世，而我也已渐入老境。日前，松萍的学生汪育彪出于对师恩的感念，拟发起对松萍的纪念活动，并约我为之写一点东西，这不禁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现草成这点不成样子的文字，对三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略作钩沉，并以此表达我对程嘉瑞老师和松萍学弟的纪念。
(李向伟：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江苏省文联委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建筑壁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术馆展览资格评审委员会特聘专家，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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