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莫为庸
在数十年的岁月长河中，父亲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一直成为我萦绕心头的家事。几乎从开始懂事到步入社会，直至退休，我一直无法揭开父亲这段历史的神密面纱，母亲虽然同我朝夕相处数十载，但她一直回避我这些触及敏感的问题。对此，带着心中的许多不解和疑问，在退休后的近年中，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沿着老人当年从军的轨迹和抗战路线，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珠丝马迹。
到今年为止，父亲离开人世整整36年了。在我的人生印象中，父亲和我只有过一次短暂的会晤记忆。当时尚还未满10周岁的我可以说懵懂无知，对父亲没有任何亲情概念。然而，正是这样一次短暂的会面，却谁也不会料到竟成为我们父女人生中的永诀。虽然老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离开人世，但由于交通、信息及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从这以后，我们天各一方。相反因他受到的牵连却令我刻骨铭心。在这漫长的数十年中，我同母亲不仅经历了物质生活的艰辛折磨，更饱受了精神上的无情打击。所以，父亲对我而言，除了怨，便是恨。尽管他在后来的岁月长河中千方百计为我们的这段骨肉亲情作过很多修复和努力，但我一直无法理解老人在身不由己环境下的良苦用心；无法理解老人饱尝的人间辛酸；更无法理解他当年在秘密环境下为我党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此，致使父亲遗憾终身，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回首这段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41年前，从上山下乡刚刚招工返城不久的我，正在潜山县城上班。一天中午，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广西阳朔县的来信。从来信的地址我一眼就看出是父亲从广西祖居寄来的家书。也是父亲感受改革开放后给我的第一封信。当时，我不敢在单位上班中拆开。因为，受父亲历史牵连太多，可以说从读书升学、婚姻家庭、社会就业，无处不受到牵连和打击。就连莫氏宗姓的基本人格尊严也在万般无奈中改成随母姓黄。原因只有一个，父亲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虽然此时神州大地已初露出改革开放的署光，但在“阶级斗争”环境下长大成人的我依然心有余悸。对此，我还是小心翼翼，尽可避开众人耳目，总怕日后招惹麻烦。
夜深人静之际，我拆开信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父亲对家乡的牵挂，流露出老人晚年对女儿的涓涓深情。疑惑不解的是他在给我的家书中还夹带着另一封信件。从称呼中可以看出，是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件底稿。当时，我无法了解老人的良苦用心，但通过反复阅读，我终于从中隐约感悟出老人埋藏心中的奥妙，感悟出他在秘密战线上为支持我党抗战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营救我党高级将领安徽第九游击纵队少将司令云应霖脱险出狱过程中所作的特殊贡献。同样更使我从信中感悟出父亲同总理的人缘私交和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恳请总理和中央政府给予落实政策的请求。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今念副总理老长官赐鉴立煌总库拜别后，转瞬数拾寒暑吴祗以不学无術徘徊岐路，踽踽独行，后致今深感惭愧敬禀者为庸，自1938年由五路军驻汉办事处解送武器一批进入大别山区分发各友军补充配用，同时并奉调176师部军需主任职务到立又复奉命交由总部验收由此获见尊颜热情厚道词意动人会见之余深感荣幸。武器交清后复向钧座请领粮袜随队赴176师工作。由于初到山区，人地两生，复蒙钧座以至亲爱之热情沿途配发粮食，途程地点运近一一详写指示务使得到轻松愉快胜利地到达目的地而后已此种推诚布公热爱部属，对事对人，不分彼此，团结统一之精神，真使庸肝胆涂地吴或能忘戎马半生诚第遭之所遇也。1939年冬因公赴立即赶总库拜候殊知比来此往，已不复重见钧座尊颜，询原库内人士，云库长早经更调不知其去向。吾怅怅而归，公毕于立煌归途中得遇英山县令杨秀峰同志由英来立云其已辞去县令职务到立候不日转回延安工作询其原由，方知公等原由八路军来现仍回八路军去并云邀余一同前往当时余心上下不定，不知所否吾已祗得双方握手再会一声而别，回部后乘本师人员更调并请调换职务，果调立煌总部军需处任职，不数月余友云应霖（176师部参谋长）率队举义不幸至舒城中途被追捕解送立煌，此时余五中俱裂，不能坐视，深知余友素为蔡廷锴、黄琪翔两上司所器重，余为其设法函请蔡黄两公营救，其后果由蔡黄两公通过广西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公，调余友回桂林行营处理而脱险，其友马同志仍被监视立煌（安徽人忘其名）亦庸暗地资助而脱逃，此事前在大别山区轰动一时而新四军首长诸公皆能洞悉，今庸重述此事于钧座之前者借此以明庸平生心迹。于1943年请准长假退职意死心灰直至解放后一切上司老友均皆不复联系而庸亦自形惭愧甘愿老死沟壑，熟知老而不死，意有今日兹有愁者庸飘泊一生老年失养无家可归，既不能自力更生，复无法靠近儿女片竹末年残生难渡奄奄一息，命在垂危，在相信共产党相信华主席之下不喘厚颜惭愧特函恳乞我公复以昔日片面之情——援手救俾庸不至活生饿死则公私两感大德不尽买路券不胜迫切立候示。敬叩。钧安。
读过老人这封信后，我早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除了对自己的责怪和深感内心愧疚外，同样也从中深悟出父亲晚年生活的凄凉。然而，出于工作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我无法证实父亲所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且自己身单力薄，所以，只能随手将这些资料小心翼翼收藏起来，除了暗中向他作点经济援助外，其余也无力回天，何况天高地远，信息闭塞。因此，一直很难彼此了解。直到后来收到堂兄一封来信，才知道父亲在80年代初离开人世。临终前一直唠叨着我的乳名。并想通过我还原他那段清白的历史。然而，天不逐愿，阎君无情，所有愿望随着生命的消失全都成为泡影。作为女儿，我将抱愧终身，永远无法弥补这段感情创伤。
十多年前，从单位退下来以后，我从紧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完全得到了释放。清闲之余，父亲的那些陈年往事总是萦绕心头。为了揭开其中的秘密，了却老人的人生愿望，近年来，我沿父亲当年抗战的人生轨迹，专程走访了南京第二档案、广西黄埔同学会、自治区统战部，金塞抗战纪念馆、潜山、怀宁、太湖党史办和野塞48军纪念馆等相关单位。从中寻找父亲抗战岁月中的珠丝马迹。到底工夫不负有心人。从我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完整地还原了父亲那段一直没有公开的真实身份和历史。
父亲名叫莫为庸。1906年出生于广西桂林阳朔县故里镇老梧村一个殷实的农村家庭。在兄弟6人中，他排行老五。从小聪颖过人，品学兼优。读完小学后很快被录取到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南宁分校第四期无线电队学习（后编入黄埔系列系列）。1932年毕业后随即分配到国民革命十九路军176、138师等单位任职。从基层军官一直到师部军需主任。 抗战爆发后，他跟随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参加了淞沪、滁州等大型战役。因部队伤亡惨重，后转入大别山进行休整。1938年至43年期间，老人一直都在安徽抗战前线，从事军需后勤工作。掌管着大量军需物资。尤其在立煌（今安徽金寨县）的那段岁月，因统一战线中工作方面的原因，结识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国民政府英山县长杨秀峰、怀宁个体诊所名医夏爱生、安庆邮电局长韦启泰等等；并同新四军首长李先念（当时在立煌）建立了深厚的私交。与此同时，与所在176师参谋长云应霖、副参谋长李伟烈（后调至安徽第九游击纵队任司令和参谋长）关系都非同一般。老人与母亲的结合，也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走到了一起。
我的外婆家在地处大别山脉腹地的太宿交界处缺峪岭。这里山高路陡，交通闭塞。不仅是大别山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抗战中的重点战略要塞。一条从宿松凉亭、趾凤进出的崎岖人行小道是当地人们的唯一交通纽带。然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里不仅有部队驻防，而且还修建了碉堡之类的重要军事设施。父亲就是因经常检查防务和输送部队给养的工作关系，在这里认识了母亲，并从相逢、相识到相爱。最终结成伉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何父亲作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却与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交往呢？从我搜集到的有关材料显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当时176师参谋长云应霖、副参谋长李伟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所致，其二也是1940年九纵兵变（又称云应霖事件）投共的直接策划内幕人之一。
那么，云应霖又是一个什么经历的人物呢？根据中共安徽省潜山市委党史办、太湖县委党史办和怀宁县党史办等相关资料记载，都对他的个人信息和带队起义参加新四军的基本过程作了具体介绍，同时，对父亲参与此次兵变事件也作了相应的说明。
1897年2月25日，云应霖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县头苑村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10岁那年父亲和哥哥因病同时去逝。百般无奈之际，只好辍学谋身，在劳动中坚持自学。
1919年，云应霖顺利考取广东陆军讲武堂。在该校一年半的学习时光中，他如饥似渴地克苦钻研专业知识，深得长官和同学们的赞许。
1920年得遇粤军三师五旅参谋长张云逸推荐，到其所部当排长，并逐渐晋升到连长、营长。直至1930年在十九路军担任团长后不久，便奉命开赴江酉“围剿”中央红军。在苏区，他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目睹了在党领导下红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作风；目睹了共产党人造福百姓的崇高理想。对此，深受教育。
1932年他随军参加了淞沪抗战，并负伤离开前线，从上海进驻福建。伤愈后，很快提升为旅长，驻扎在漳平、连城一带，常与共产党周士第、徐名鸿交往很深。在此期间，他仿照苏区做法，实行土改。同年已担任78师师长的云应霖大力支持福建苏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将共产党员张云逸迎至师中暗中活动，密谋策划全师投共，可惜被敌人发觉撤消职务，逃离香港。
在后来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同李济深搞民族革命大同盟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又到东莞乡间与农民一起，组织参加“六一”反蒋抗日活动。
1938年，云应霖与叶剑英、廖承志、张云逸、云广英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并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到安徽任第五战区176师任参谋长，后又调任第九游击纵队司令员。出于军需后勤工作的重要关系，对此，也与父亲结下了深厚的交往。
当时，太湖、枞阳、庐江一带与长江南北，都驻扎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为掩护这些抗日武装力量，云应霖不断向新四军提供情报。同时，在部队中大量启用思想进步的抗日人士。仅共产党员就有20余名。父亲就是云部最可靠和信任的重要人员之一。也是参与他在潜山水吼镇兵变中秘密策划的人员之一，只是没有直接参与兵变活动。在这一点上，太湖县党史办的资料已作过相关说明。
后来，云部在投奔新四军中因叛徒周淑青出卖泄密，致使起义部队在舒城遭到顽军重重包围和阻击，部队寡不敌众，人员伤亡惨重。身负重伤的云应霖同九纵参谋长李伟烈同时被俘。在狱中，李伟烈受尽酷刑，临死不屈，为掩护战友独自承担兵变所有责任，最终在立煌惨遭杀害。云也被判刑12年。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父亲为了营救云应霖早日出狱，他充分利用桂系高层的关系和掌管军需物资的有利条件，多方奔走，几次书函桂林行营中的蔡廷锴、黄琪翔等上层关系疏通说情。致使云三年后提前出狱，重获自由。
在安徽抗战的这段岁月中，父亲不仅在176师供职，而且在138师同样也有一段抗战的历史。且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安徽太湖县的“冢田攻”事件。
1942年12月，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以“通号牌过偷袭重庆和西安，将战火引向中国战略后方，加速中国灭亡”为主要内容的“五号作战计划”。18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冢田攻、军高级参谋藤原武乘飞飞机返回武汉。因气候恶劣，低空飞行，在太湖上空遭到父亲所在国民革命军138师的炮火射击，坠毁在田家滩附近的筋竹冲杨树垄（今弥驼镇真君村飞机宕），机上包括冢田攻在内8名机组军官和3名机组人员11人全部当场身亡。这是在抗战中日军死亡人员中军衔级别最高的将领，也是在侵华日军中震撼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由于当时被日军严格封锁消息，直到数十年后来才被揭开内幕真相。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退休后通过大量走访搜集到的父亲不为人知的信息。在安徽的这段时光中，父亲虽无资料证明他加入党的组织。但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了他为支持我党的抗战主张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因云应霖事件处处受到限制。
1943年，出于对蒋介石统治下国民政府和军队严重腐败的愤慨和不满。尤其是深悔未同杨秀峰共赴延安的良机，对此，父亲身感前途渺茫。于是，在百般无奈之际，毅然辞职离队，在朋友的介绍下，带着母亲一起走进了蚌埠一家公司谋生糊口。直到解放前夕，才返回广西老家，从事地方教育工作。我就是1951年在祖居出生的。然而，我刚刚出生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于是，我同母亲从此回到安徽，在宿松县凉亭上街定居。
在“极左”路线的年月，父亲也因那段过去的“历史”而被囚禁入狱。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本想在通过故交老友来澄清事非，还原事实真相，岂料风烛残年，又无经济支撑，所以，最终只得求助总理，并寄托我们来完成他未了的心愿。为他所作的抗战功绩和支持我党所付出的艰辛作出一个客观合理公开评价解释。 |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管理员
